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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代枭雄的赵匡胤，不可能不认识到在东京汴梁建都，四周无险可守的这个明显的弱点，他也曾想迁都于洛阳或者长安，然而从历史和现实两个方面考虑，汴梁位居中原，春秋时为郑地，战国时为魏都。隋朝开通大运河，运河经汴梁入江淮，使这里成为了锁控南北水路交通的咽喉重地。到了唐中后期，北方藩镇割据，战乱频频，经济中心移至南方地区。作为南粮北运必经之地，汴梁迅速崛起。赵匡胤建立大宋之际，汴梁城“当天下之要，总舟车之繁，控河朔之咽侯，通荆湖之运漕”，交通四通八达，十分便利。而当时的长安和洛阳，由于连年战乱，受到极大破坏，经济凋弊不堪。对于实行强干弱枝政策、在京城驻守着庞大军队的赵宋王朝来说，要解决官府和军队的给养问题，汴梁无疑是建都的首选城市。
北宋的都城最后便牢牢定在了开封，这也直接导致了北宋最后因为需要保卫京城而几乎耗尽了全部的国力，但对于当时的赵匡胤来说，毫无其他选择的余地。
他需要的是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从司法到财政军事，一切权利收归皇帝。
这就要求全国一半的精锐之师驻扎京师，才能牢牢控制军权，这么多军队，如果没有事情做，是很危险的。如果以洛阳或者长安作为京师，依据天险，几万军队足以守护，剩下的军队驻守外地，有反叛之虞；不派守外地，长期无军事行动，军队会成为乌合之众。而无险可守的开封正需要这样一支军队。
开封为宋之国都是政治与地理结合的必然，也是赵匡胤居于自己做皇帝历程思考后的必然和无奈选择。陈桥驿兵变，黄袍加身，但是周朝的遗老遗少们，真心拥戴的有之，伺机造反的有之，静观待变的也有之，对于这些人，无论他们是什么想法，什么用心，赵匡胤在登基之初必须极力笼络，而这些人的身家、产业和盘根错节的关系都在汴梁，如果赵匡胤迁都他处，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将一座重要的繁华的都市交给了一群有实力，有愿望的极有可能造他反的人。赵匡胤如果建都别处那就是傻，那赵宋王朝就会让中国历史上的“五代十国”变成“六代十国”。所以赵匡胤不仅不能离开汴梁，更要用重兵来镇守汴梁，同时镇压住那些企图谋反的人的蠢蠢欲动之心。
当观察了东京城周匝的地势后，祝彪深深的感到，一旦金兵过了黄河，宋军是无论如何守不住汴梁的。
自河北的田虎造反以后，大量的河东难民往南，过了黄河，涌入了东京城。更兼如今年金人大举南下，一路在涿州和易州与契丹残军交上了手，一路在河北山东大肆抢掠，所以从各处难逃来的难民就更多了。
谷雨以后，一群一群的叫花子像从地下冒出来似的开始沿着东京城的大街小巷乞讨，东京里城北面的景龙门外以北的店铺屋檐下。破庙里挤满了这些人，一家家、一窝窝在城墙根搭起了破庵子、茅草棚，竟有长住下来的意思。
祝彪正是从北面进的城，此时的东京城已然早不是当初他来混进城来，挟制宋徽宗时的那般繁华整洁了，四处人满为患，恶臭横行。他看见这些难民，心中哎叹：“真是宁为太平狗，莫做乱世人啊。”
这时，吕方道：“掌柜的，这里有间酒楼，不如就在这里用了晌午饭吧。”
祝彪没有说话，只是在吕方、郭盛等人的护卫下往酒楼里去。刚上了两步台阶，忽然，一个约莫十一二岁的孩子，瘦骨嶙峋，衣衫褴褛，一双肮脏的的小手端着一个破碗，站在王伦面前，也不说话，只是伸着碗。
这时，店老板跑了出来，一脚将那孩子踢翻在地，然后满脸堆笑的向祝彪道：“客官，里面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