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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一大早，苏联驻蒙古大使、共产国际情报局乌兰巴托情报组长伊万诺夫赶到36师师部，拜访准备率领装甲侦察营向东进发的朱可夫上将，两人几个月没有见面，为再次重逢而庆幸，简单寒暄后伊万诺夫递上共产国际情报局转交的中国东北军区最新敌情通报。
该军区兴安岭独立旅得到协助侦察哈拉哈河附近日军动向的请求后派出侦察连潜入该地区，发现有一千多日伪军渡过哈拉哈河，占据了西岸哈马尔山、巴音查岗山周围高地，大部分就地防御，小部分向西搜索，在河西岸十几公里外沙丘高地驻守警戒，后续目的不明。
侦察连一个排从侧翼渡过哈拉哈河进行纵深侦查，15日找到被打散的第六师一股残兵，得知5月4日，伪满兴安师出动一个连突然袭击在河东岸的锡林陶拉盖哨所，打死蒙军12人，并俘虏了该哨所指挥官塔西努玛少尉和1名士兵，其余17名退到西岸，敌人没有追击。
5月6日巴拉姆营长率领所部反击，双方发生激烈争夺，5月8日见久攻不下一团全部渡河投入战斗，沙日布师长也率领二团、装甲营赶来增援，战斗在河东岸蒙方边界内的弗伊高地和诺若高地激烈展开，敌人防御顽强、射击精准，使用高射机枪摧毁6辆装甲车。
5月10日，日军野战部队和飞机突然参战，伤亡很大缺乏补充的第六师被迫撤回西岸，12日晚敌人秘密过河对休整中等待援兵的第六师发动夜袭。沙日布师长和两个团长混战中阵亡。只有少数人乘马逃回塔木察格布拉格师部向上级报告了边境冲突消息。很快师部也遭到飞机轰炸，电台被毁，这些骑兵就在塔木察格布拉格周围游动等待主力救援。
侦察连其他部队则在东岸日军运输线上伏击了一辆运送物资的掉队汽车，了解到发动侵略行动的是驻守海拉尔地区的日军23师团搜索联队、64联队的第1大队，驻海拉尔的伪满洲国兴安骑兵二师4团，总兵力1800多人，指挥官是师团搜索联队长东八百藏中佐。
目前沟通东西两岸的军桥附近新增一个山炮大队为西岸敌军提供火力支援，此外没有新的地面部队向前集结。入侵之敌在诺干淖尔设立指挥所，在不远处的将军庙建有后勤基地、通讯中心，运送物资的汽车川流不息，伪满骑兵第4团负责后方警戒，搜索联队六百余人驻守巴音查岗山、第一大队八百余人驻守哈马尔山，总兵力在2500人以上。
贝尔湖东面的甘珠尔庙、阿木古郎两地建有野战飞机场，距边境只有四五十公里，各有20余架飞机，查明是关东军下属海拉尔飞行第24战队，时常深入到蒙古境内侦察。
朱可夫看到这份比较详实的情报。总算放下心来，他非常担心能一举击溃一个蒙古骑兵师的敌人至少是一个旅团级别的攻击部队。很有可能会继续向内陆进攻，现在看来敌人的兵力和攻击距离很有限，似乎是为夺回争议地区领土而发动的一场小规模边境攻击。
骑兵师的溃败源自于自身战斗力的不足，遭到有飞机支援的日军突然打击应对失措。心里有了底，情绪也稳定下来没有那么焦虑，他问伊万诺夫大使对这场边境冲突有何看法。
伊万诺夫说这样的边境冲突自1935年起就不断发生，每年都发生一两百起早已是家常便饭，不过除了36年3月日本军队曾参予一次冲突外基本都是伪满骑兵与蒙古骑兵之间进行，正因为日军的出动导致苏蒙军事互助条约的签订，苏军承担起协助边境作战的义务。
几年来日本法西斯打着满蒙一体的幌子谋求内外蒙古成为第二个满洲国，始终没有放弃对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颠覆，派出大批蒙族特务联系外蒙古的王公贵族僧侣商人推翻人民政权，挑唆大批部落牧民逃往绥远、察哈尔，这些颠覆活动都被乔巴山严厉镇压基本平息。
日本人显然并不死心，除了指使伪满骑兵部队在边境地区制造事端试探我方在蒙古问题上的立场，又派出23师团进驻海拉尔，边境局势日趋紧张。不过在过去的冲突中，蒙古骑兵和伪满骑兵都是在争议地区范围内小规模交火，敌人从来没有进入到哈拉哈河西岸。
这一次关东军一反常态不仅参与到冲突当中还动用了飞机坦克深入到蒙古境内20公里构筑工事，估计是受到中国战场胜利的鼓舞，想扩大冲突规模，用武力迫使蒙古方面接受其一直主张的以哈拉哈河为边境线的领土野心，进一步试探我方的态度和边境地区的军事实力，为在其他争议地区的蚕食行动提供解决方案，甚至有可能发动更大规模的入侵行动。
不幸的是蒙古骑兵第六师训练、装备、战斗力有限，指挥员在战斗中犯了经验主义错误，以为敌人是战斗力低下的伪满军轻率地发动正面强攻造成重大伤亡，退过哈拉哈河后又以为日军夺取争议地区后不会向蒙古境内进攻，防守松懈被法西斯夜袭成功，致使全军覆没。
我个人认为这已经不是满洲国与蒙古国之间的普通边境冲突，而是针对苏联远东红军的一场严重挑衅，如果不能坚决反击彻底消灭这股敌人，满蒙边境甚至于苏满边境地区会连续出现类似的挑衅行为并逐步扩大规模，伟大苏联远东地区将陷入蓄谋已久的战争威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