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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算得上治理有方？
街市井然有序，百姓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在辖下郡县内野无遗贤等，做到这些或许称得上能吏，但在陈翎看来，仅仅做到这些是不够的，其中缺少最为重要一项，那就是国富民强。
何谓国富民强？
桓宽所编撰《盐铁论》中言道：“外设百倍之利，收山泽之税，国富民强，器械完饰，蓄积有余。”
武帝时期为了掌握全国经济命脉，从经济上加强中央集权，抗御匈奴的军事侵扰，打击地方割据势力，推行了以桑弘羊为主所制定的盐铁官营、酒类专卖及均输、平准、统一铸币等一系列重大财经政策。
昭帝始元六年二月，汉庭从全国各地召集贤良文学六十余人到京城长安，与以御史大夫桑弘羊为首的官吏共同讨论民生疾苦问题，史称为“盐铁会议”。
在此次廷议上，贤良文学全面抨击了武帝时制定的政治、经济政策。
在经济方面要求“罢盐铁、酒榷、均输”。
他们秉持儒家思想，讲道德，说仁义，反对“言利”，认为实行盐铁等官营政策是“与民争利”，违背了古代圣贤“贵德而贱利，重义而轻财”的信条，败坏了古代淳朴的社会风尚，引诱人民走“背义而趋利”的道路。
他们提出了战国以来法家的重本抑末说，认为官营工商业“非治国之本务”，主张“进本退末，广利农业”，指责官府经营工商业是“与商贾争市利”。
贤良文学还提出“外不障海泽以便民用，内不禁刀币以通民施”的放任主张。他们的重本抑末说，实际上是要抑官营产业，为私人争取利益，是争权夺利的一种表现。
而御史大夫桑弘羊，则认为它“有益于国，无害于人”，既可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以佐助边费”，又有发展农业生产,“离朋党，禁淫侈，绝并兼之路”的作用，因而决不可废止。
桑弘羊接受了范蠡、白圭的重商思想和国家经营工商业的思想，他主张“开本末之途，通有无之用”，“农商交易，以利本末”。
他认为工商业应该由政府控制，发展官营工商业。这样既可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又可以“排富商大贾”，抑制他们的兼并掠夺，有利于“使民务本，不营于末”，有利于“建本抑末”。
廷议结果就是，废除了全国的酒类专卖和关内铁官。
废除了全国的酒类专卖和关内铁官，汉庭也就只剩下各地郡县税收来源。
在没有了这部分赋税之后，汉家天子逐渐开始重用宦官卖官鬻爵，加上郡府官吏贪渎无忌，百姓民不聊生，慢慢从上没路。
以史为鉴，如何不重蹈覆辙，陈翎以为只有反其道而行之，那就是该归主公所有的，那就必须归吕布所有！
主公吕布将来夺取天下之后，如何安排后人承继，在现在陈翎看来，不必操那心思，水到渠成，顺其自然就行了。
秦号称要承绵万万世，可是直接卒在二世身上，实在令人蹉跎发笑。这世间有太多不合理之处，有太多不可操控之事，在陈翎心中，遗下一个相对较好的基业留待后人，那就成了。
随即陈翎令治下郡县境内的所有商人，向当地官府报备，无论是行商还是市街交易，须向官府交纳一定数额的钱币，充作官办税收。
也就是说，随着陈翎此令告示出去，翼州治下所有的商人，只要有官府核准，那都可算官方商业交易，不能再视作私人商贩，是依附于吕布一势侧的官商。
官商勾结向来为人所深恶痛绝，如何防止此一现象的出现，陈翎以为仅凭完善各项惩处刑罚尚不足够，还需加上另外一项。
自高祖斩蛇起义，统一天下，建立大汉以来，举荐制成为选拔人才的唯一规章。
举荐这一选官制度，包括察举、天子征召、公府与州郡辟除、私人荐举、考试、任子、纳赀及其他多种方式,不限于一途,而且还可交互使用。
举荐这一制度是有个演变的过程的，汉初，官吏的来源主要有两个：
一是按军功爵位的高低，选任各级官吏；
二是选自郎官，即郎中令属下的中郎、侍郎、郎中、议郎等。
郎官多出自“任子”或“赀选”，难于选拔真正的人才。因此，武帝即位后，为了扩大统治基础，在除沿用上述制度外，颁行了一套新的选官制度：察举制。
高祖十一年二月，高祖下诏求贤，要求郡守劝勉贤士应诏，并书其行状、仪容、年纪，以待擢用；郡守若遗贤不举则免官。
文帝二年，下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
元封四年，武帝又令诸州岁各举“秀才”一人。自此，每年州举“秀才”，郡举“孝廉”，历代沿袭，成为固定的选士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