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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这些农民工并不仅仅来自四川，还有湖北、河南、安徽等地，打工多是“迫于生计，为了孩子。”见有记者来采记，农民工们纷纷围上来向记者倾吐满腹怨气。
农民工的要求其实很简单：到年底了，拿一笔他们认为数目可观的钱回家和亲人团聚，这是他们一年奔波在外最大的愿望。可就是这个简单愿望，竟然不能实现！
一位50来岁的河南籍农民工眼里布满血丝，愁眉苦脸地说：“一家老小都靠我这双手吃饭，辛苦大半年，一分钱也没拿到，回家可怎么交待呀？”
一位30余岁的湖北籍农民工愤愤不平地说：“三天了，也没见人出来说半句暖心话，有谁拿咱农民工当人看？”
一位年仅20岁的湖北男孩说：“一来就没发过工资，连每月100元的
零花钱也不给。家里都眼睁睁地等着用钱，想尽孝也没有能力。“男孩很健谈，他告诉记者，“爸爸妈妈双双生病，一家5口人仅有一亩多口粮田，盖房又欠下几万元外债，真没想到第一次出门打工就碰到这种事，我真是太失望了。”
记者又问另一位四川籍农民工：“你是否知道该向谁讨工资？”
这个看上去老实巴交的中年男人竟然条理清晰地回答：“大河有水小河才会有水，开发商拖欠建筑商的工程款，建筑商又拖欠各个包工头的工程款，包工头就没钱给我们发工资了。同样道理，我也没钱拿给老婆孩子，根子还是在开发商那里。我长这么大了，见到的乌鸦都是黑的，从没见过白色的乌鸦。”
虽然四川话大多很相象，但各地口音也是不同的。他说的话正是我的家乡口音，他刚一说完，我赶忙拉住他的衣袖，急切地问：“我是槐树坪的杨海燕，请问你认识杨战强吗？”
中年男人看了看我，惊喜地说：“海燕，我是你小舅啊，你堂弟海鹰的舅舅，你不记得我了吗？”
面前这个是海鹰舅舅？我差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晴！年轻时的海鹰舅舅在我们那个镇也是个人物，整天穿着可以扫大街的喇叭裤、手上提着录音机，人送外号“假洋鬼子”。没想到，曾经的“假洋鬼子”怎么变成现在这副邋塌模样？但我没有心情追究，急切地问：“我二叔呢？”
小舅苦笑道：“自从你爸出事后，他胆子变得比鸡毛还小。我们这几天讨薪，他一直不敢来。不过他每天都会给我们做饭，等下回去你就能见到他了。”
我望着和小舅蹲在一圈的另外十几个民工，疑惑地问：“二婶说同来的有几十个人呢，怎么还剩你们十几个了？”
小舅说：“我们给这家财大气粗的房地产公司干了整整一年，但仅拿到三个月工资，另外的钱就再也不给了。公司不给工头钱，李忠没钱发给工人，于是就怂恿工人闯进镇政府讨薪，遭到不明来路的一伙人追打，有六七个人受了伤，李忠伤得最重，因为这边医药费太贵，只好回老家治疗。还有些人看讨不到钱，都去投亲戚朋友了，剩下这些是无路可走的。你二叔人老实，怕把你二婶吓出病来，一直没敢告诉家里。”
自从我爸出事，二婶一遇到事情就全身发抖。不要说二婶，现在听到这些事，我都感到害怕。
小舅身旁的另一个老乡插嘴说：“我们跟着李忠起五更、睡半夜地干活，到年底却没拿到钱。他现在回家了，我们的钱却不能不要。”
在警察和消防官兵的劝解下，中午12时30分，抱着孩子跳楼的那个男人终于放弃了“跳楼”的念头，将孩子交给老婆，有气无力地瘫坐在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