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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拿到退保金的还是少数人,大多数人因为走得匆忙,再加上极本不懂养老保险这回事,连一分钱都没得退呢,想想真不划算。据说在深圳有一千多万打工者,大部分人每月只有几百元的工资,再怎么省吃俭用也存不了几个字。我们辛苦打工几年,就指望离开这座不属于我们的城市时,退保可以拿到几千块钱回老家呢。现在单位招工,哪个不是只要20岁左右的年轻人啊。又有几个人能在这个城市里连续打工15年以上而享受到养老保险呢?
何况,在这15年间,若有失业,便只要自己去交保金了,一个失业的人,连吃穿住都成问题,哪里有钱交保金呢?再说了,这国家的政策,象孩子的脸,说变就变,等几十年退休后,是个什么样子谁又说得准呢?
但无论如何,拿到这笔钱我还是很高兴的,因为比我以前几个月加起来的工资都高。我将2000元寄回家,并买了一个手机。当我在电话里将连续两次升职并加薪的消息告诉妈妈时,她在电话那头都激动得哭起来,连声说:“海鸥再不愁学费了,海鸥再不愁学费了。”
虽然我能理解妈妈的心情,攒够海鸥的学费也是我最急于实现的理想。但妈妈连问都没问我过得好不好,让我很是失落。可我的失落是无人倾诉的。我原以为,现在是行政助理了,职位比做普工时高了许多,应该有更多的男孩子追我。但恰恰相反,虽然我在男孩子很多的技术大楼,但他们却都对我敬而远之。开始我很不明白,后来才知道,他们看田中先生对我这么好,都认为我己经是田中的人了,这让我很是郁闷。
所以,虽然我年轻漂亮,虽然我聪明勤奋,但没有一个人追我,这让我心如止水,把更多的时间扑在工作和田中先生身上。
一年一度的中秋节不属于国家法定假期,照例没有假放,虽然很多人非常想趁这个团圆之夜和亲朋好友聚聚。这个愿意虽然简单,也只能是奢望。普工们一如既往地加班加点,只是晚饭时,每人分到了两只廉价的月饼。
紧跟而来的“十一”国庆节倒是有两天法定假期。今年的“十一”正好是星期六,为了不影响正常上班秩序,厂里早就发放了通知,九月底的最后一个星期天上班,也就是,将九月底最后一个个星期天的假期挪到“十一”。如此一来,所谓“十一”的两天法定假期事实上变成了两个星期天的假期,加班比例也就变成了1:2。珠三角一带的工厂都这么做,大家也就习以为常了。
劳资关系紧张是深圳很多工厂的通病,这与深圳乃至珠三角的经济模式有关。由“三来一补”起家的深圳,实际上是“高技术产品、低技术制造”。企业赚的是一点“人工钱”,也就就是靠压低工资及恶劣的劳动条件睐实现低成本,以此赚取利润。简而言之,就是靠“榨取工人剩余价值”。
特别是在日本企业,劳资关系尤为紧张。因为文化及习俗的不同,日本人上司很难管理好中国员工。有些聪明的日本上司,就直接把权力下放给一个指定的中国主管,让中国人管理中国人。但这样做的后果就是,那个被指定的中国主管,大多会借机大权独揽,并做出损公肥私的事,让企业蒙受重大损失。最后弄得一团糟,还要日本人来收拾烂摊子。
但大多数日本上司紧握权利不放,凡事亲力亲为,这样日本人都很辛苦,再加上文化、历史等原因,日本上司和中国员工的矛盾往往非常紧张,劳资关系一触即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