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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中国的法律，大选只选出总统，并不消同选举诞生内阁。
也就是说，在大选之前，选民只知道谁将竞争总统与副总统的宝座。要等到大选结束之后，下一任总统、也就是在大选中胜出的竞选者，才需要向在十二月一日复会的国民议会递交内阁成员名单，并且在次年一月十一日，也就是总统宣誓就职之前，让内阁部长级成员得到国民议会的支持。
这里，存在一个问题。
这就是，如果总统提交的内阁成员名单遭到否决，没有能够在一月十一日之前获得国民议会的支持，那么总统就无法宣誓就职。
所幸的是，中国的选举法也对此做了明确规定。
如果当选总统没有能够在一月十一日宣誓就职，那么现任总统的任期将延长一个月，直到二月十一日。如果当选总统在二月十一日之前，仍然因为内阁成员问题，而没法宣誓就职的话，就将重启大选，而现任总统的任期将自动延长到下一位当选总统组建内阁，并且正式宣誓就职的那一天。
当然，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这就是，在大选的时候，还将更换半数国民议会议员，而鼻选总统的政党往往能够在国民议会获得多数支持。
即便没有多数支持，当选总统也能够跟国民议会妥协。
在一九六五年，席存瑞就因为没有能够在国民议会获得多数支持，不得不在组建内阁的时候跟国民议会中的中华复兴党议员妥协，即在内阁中为中华复兴党留了三个部长席位，从而获得了部分中华复兴党议员的支持确保其提交的内阁成员名单能够在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一日之前获得通过。
事实上，在选举法生效之后的五十多年里，都没有发生过重启大选的事情。
要到二十一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这些为特殊情况装备的条款才能发挥作用，即当选总统没有能够在二月十一日之前组建内阁被迫重新进行大选，而下一位当选总统的就职时间推迟到了七月十一日。
因为五年总统任期得到了宪法修正案的保证，所以在二零一九年的大选推迟到了二零二零年上半年。此后，当选总统宣誓就职的时间也改到了七月十一日，很多相应的政府计划也顺延了半年。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虽然在竞选期间，席存瑞不需要组建内阁但是在组建竞选团队的时候，他就必须对内同职位做出明确安排。
说白了这是拉拢竞选伙伴的最好办法。
即便总统只一个，但是部长却有很多个。此外，并非所有政溶家都适合当总统也不是所有政治家都愿意当总统。政治家有很多类型，有些人更适合担任政府官员，有些人则适合为决策者出谋划策。
明确主要成员的位置，才能够让他们尽心竭力的为总统服务。
这就好比企业老板给职员期权一样，只有把企业办好了让企业上市，职员才能把手里的期权和约兑换成现金。
竞选活动开始的时候，席存瑞就对内阁部长的位置做了明确安排。
因为是竞选连任，所以大部分部长的位置都能得到保留，或者是让几个部长相互交换屁股下的座椅。
当时，最大的变动就是国防部长人选。
虽然丁明聪的管理能力无与伦比，控制经费的手段十分厉害但是事实已经证明，他不是一名合格的战时国防部长。如果没有危地马拉战争，丁明聪肯定能在国防部长的位置上干出一番成绩来。可是在与战争有关的问题上，丁明聪简直就是个白痴而且他的所作所为已经让军方严重不满了。
显然，丁明聪必须离开国防部。
按照席存瑞的设想如果能够安排一名具有军方背景的政治家来担任国防部长，最好是一名退役将领，那么他就可以把丁明聪放到国务院总理的位置上去，而且向军方保证不会给予总理太多实权。
可惜的是，在顾祝同复出之前，鼻存瑞找不到合适的人选。
事实是，在当时的中华民主党内，根本就没有一个具备这些条件的党员。
在这种情况下，席存瑞不得不考虑跟对手妥协，即在大选胜出之后，任命一名中华复兴党的党员担任国防部长。
当然，席存瑞还有另外一个考虑。
这就是，如果他侥幸赢得了大选，也未必能在国民议会获得多数支持，势必会出现一九六五年的那种情况。为了成功组阁，他必须向敌对党派妥协，也就必须在内阁中为中华复兴党留下几个关键位置。
显然，把国防部长的位置让出去，能够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
只是，顾祝同的复出，让席存瑞没能走到这一步。
毫无疑问，顾祝同是国防部长的理想人选。要知道，在他担任参谋长会议主席期间，实际上行使的是国防部长的权力。也就是说，顾祝同非常熟悉国防部的情况，也能够如臂使指般的管理国防部，只不过由参谋长会议主席转变为了国防部长。身份的变化，对他管理国防部有很大的帮助。
问题是，顾祝同愿意担任国防部长吗？
对此，席存瑞很是怀疑。
别忘了，顾祝同在离开海军的时候还不到六十岁。只要他愿意，完全可以在海军参谋长的位置上再干十年，甚至是二十年，而只要轮到他担任参谋长会议主席，那他就是没有名分的国防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