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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五城提督御史衙署人手充裕，而且暂时还处在刚开张吃闲饭状态，派出五个人去各兵马司传达命令毫无压力。
午后未时，距离最近的西城兵马司指挥先到，其后南城、东城、中城、北城兵马司指挥相继来到，都被引入五城提督御史衙署侧厅中。
五人到齐后便静待新任上司露面训话，这也是应有之义。不过一直等候了半个时辰，那李佥宪却是架子极大，迟迟不露面。
这会儿众人心里都猜到了，这定然是新官上任给他们的下马威，就是要故意晾着他们在这里。但他们作为下官，也只能继续等着，如果连这都忍耐不了的，就不用在官场混了。
这一等，又是半个时辰过去，日头已经偏西，那李佥宪仍然没有露面。等到这个份上，五个兵马司指挥的心中大都有些不耐烦了。如此长时间的空等，已经超出了考验的范畴，如果说是下马威，那也算很过头了。
上司为何要如此做？其余四人想到这个问题，便疑神疑鬼的看向中城兵马司的苟指挥。听说当初李佥宪第一次上任时巡视中城，苟指挥故意避而不见，让上司空等一个多时辰，今天李佥宪莫非意欲报复回来，而大家都是被这姓苟的连累了？
中城苟指挥脸上的伤痕尚未完全消除，一方面心里憋着气，另一方面被同僚眼光看的不自在。故而他有些坐不安席，忍不住起身对其余人道：“想必佥宪公事繁忙，我等久待无益，本官且先告辞了。”
随后继续等了片刻，南城指挥又起身告辞。最后直到天色就要黑了，衙署将关门落锁时，李佑仍未出现，剩余的三个兵马司指挥这才无奈离开。
其实五个指挥苦等的时间里，李大人并不在衙署里，他传令召见五个指挥后。便出衙去了刑部，要拜访刑部尚书荀飞谦。其目的很明确，尽可能的争取到更大的司法权限。
道理也很简单，一个号称统管京师治安的衙门，如果司法权力小的可怜，那还有什么威慑力？无权在手，其令不行。
刑部尚书荀飞谦是由文渊阁大学士杨进推荐、时任吏部尚书许道宏提名廷推得官，所以追究起脉络。与李佑也算是同道中人。不然李大人根本不用去谈。
要知道，京师乃天子脚下，司法乃是重器。最高司法大权直接归天子所有，往下则分别授予各衙门。
从组织结构来看，李佑的提督五城御史衙署与刑部其实是平行的。或者说和所有部、院、寺监都是平行的，都是直接向天子负责，只是司法业务需要从属于刑部。
李佑多一分司法权力，刑部就少一分权力，所以李大人找刑部商议司法权限问题，无异于与虎谋皮，若非荀尚书算是同道，不然谈都没得谈。
不过李大人也不是没有底气，他索取权力是朝廷默许的。朝廷设立他这个官职。显然是对京师案情频发的混乱现状不满，想要改变京师事权分散局面，并总揽其事、强化管制的意思，不然平白设一个五城提督有何用处？但具体如何，还得靠他自己争取。
面对李佑来访，荀尚书摆不了什么架子，他对李某人到访的原因。很是心知肚明。便直接在花厅接见，并屏退了左右人等。
略略寒暄几句，李佑便直抒来意，“依照定例，巡城御史受理京城地界之词讼。审问案情，小事立断。大事送部，而兵马司负有侦缉之责。今蒙朝廷信重，以本官节制巡城御史，总领诸兵马司，今后刑名定例如何，本官犹自懵然不知，还请大司寇示下。”
别地刑名都由县衙负责，但对京城的刑名之事，朝廷极为重视，所以从制度上是由刑部代为负责，哪怕是两家互相骂街这样鸡毛蒜皮的事情也要吵吵到刑部。
而刑部作为六部之一，主管天下刑名大案，但却常常处理京城这些烂事，也是烦不胜烦。同时经常兼顾不过来，于是渐渐有了兵马司和巡城御史的扩权。
国朝最早设巡城御史，只为纠劾地面，并不受理词讼，也不负责刑名问案，但后来渐渐有了部分司法权限。大体上，轻微的、杖刑以下的民事案件，巡城御史可以自裁，杖刑以上的刑事案件仍须移交刑部，而兵马司则受同级巡城御史监督和指挥。
李佑提起这个定例，荀尚书当然听得出他话中之意——既然巡城御史都在事实上拥有了杖刑以下案件的司法权力，那么本官作为巡城御史的上级，那就应该具有更高级的权限，否则何以节制巡城御史？天下没有上级权力反而不如下级的道理，更何况朝廷设立本官这个职位，本就有总揽京师司法的意思，不能让诏令成了空文。
归纳为一个词，就是“要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