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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汉，针对匈奴的主流态度一直都是防备、敌视和仇恨的。
这样的主流态度的形成，儒家功莫大嫣。
后来的儒家是个什么样的玩意儿，暂且不提。
昔齐襄公复九世之仇,《春秋》大之。
现如今的儒家是吼叫着‘十世之仇尤可复也，况九世呼？”的战争狂热者。
这也是刘协对儒家代表着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严防死守，也知晓儒家彻底掌权之后那腐化堕落的丑陋嘴脸的同时，也不愿意出手将儒家赶尽杀绝的关键原因。
刘彻需要这种论调。
两个同样巨大的国家实体，如果相隔遥远。比如汉朝和罗马之间隔着一整个西域，互相鞭长莫及那也就算了。像匈奴和汉朝这样连在一起的两个巨大的国家实体，不打出个雌雄来是绝对不会罢手的。
后世华夏和毛熊隔着一个蒙古国还互相看不顺眼，要不是两人头顶上都有一个山姆大叔吸引仇恨让两者有了通力合作的必要和前提，保准要人脑袋打成狗脑袋。
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社会上毛熊和华夏之间你坑我我坑你的剧目也是一次次不停的上演着。这还是在一系列的历史原因让后世华夏和俄国毛熊之间有过一段蜜月期的，关系良好的前提下。
像汉朝和匈奴之间这种，不打到一方彻底跪地投降，或者双方都没有力气再打下去的情况，是绝对没有任何可能和平共处的。
即便是在如今，匈奴的攻略方向逐渐西移，放弃汉朝这个啃不动还有可能崩掉自己门牙的硬骨头，向着身娇体柔的西域进发抢掠的背景下，西汉和匈奴之间的摩擦也是一日不休。今天你杀进来烧杀我的村落，明天我杀进去，抢掠屠杀你的牧民，是在雁门关一代，匈奴与西汉交界处经常上演的保留性剧目。
西汉和匈奴没有彻底打起来，打出一个你死我活。
根本的原因不过是双方都没有必胜的把握，同时在双方的内部，都有一股甚至好几股势力疯狂的扯后腿。西汉这边是那些野心勃勃的诸侯王，而匈奴那边则是前代右贤王的残余势力。双方都不想发生那种自己在前线拼死拼活还没出结果，就被反对派从背后捅了刀子的情况。换言之，双方的统治集团，都不希望面对必须要将自己的命运交给其他人来处置的局面。
可以想象的是，那绝对没有任何的意思可能产生好结果。
换言之，一旦双方都处理好了自己内部错综复杂的关系。并且累积了至少是自己认为相当有把握获得胜利的力量之后，这一战在所难免。
匈奴可能未必，因为从此并在这之后相当一段时间里，匈奴的战略重心一直倾斜于西域。
别忘了匈奴的政体构成，更像是一个强盗的结合体。
而相比于骨头硬的能崩坏牙齿的汉人，西域小国之人的骨头无疑要软的许多。西域小国林立的状况也注定了那块地方不太可能统合起一股能够对抗匈奴的力量。更重要的是，因为发达的商业贸易的缘故，西域城市普遍非常富有。
既然是做强盗的，哪里有放弃软弱而又富有的肥羊，非要去啃硬骨头的道理?
而汉室，是非要打这一仗不可的。
雁门关以西乃至河套地区，就像是中原王朝的咽喉。
即便是小国，除非是迫不得已，否则谁做统治者也不会把自己国家的咽喉重地放置在敌对国的占据之下的。
区别仅仅是这一战要打到什么程度？
是只要收回河套之地就好？
还是要杀入草原，报平城之仇，复吕后之辱？
或者更甚一步，彻底的吞灭匈奴，将广袤的草原乃至西域纳入汉朝版图之中？
在西汉，绝大部分人的想法都是第二种。
以丞相周亚夫为首的一帮将军们，却觉得第一种结果也并非不能接受。相比于复仇，将军们更看重实利。
而一旦夺回河套地区，平城之仇，吕后之辱也算是报了。
至于第三者，西汉最疯狂的战争贩子也不敢想这种事情。
那可是匈奴！
会这样想的人只有两个，一个是刘彻，一个是刘健。
事实上刘彻和刘健之间很多针对匈奴的讨论，都是以彻底吞灭匈奴，彻底并且尽可能永久的占据匈奴广大草场为目标的。
刘协也就只有跟刘建在一起的时候能够谈谈这个，他要是在这个时候跟其他人谈起彻底吞灭匈奴的话题，只怕绝大多数人都会觉得他们的君上可能已经疯魔了。
西汉和匈奴之间在不久的未来，在准备好了之后是必定要开战的，刘健和刘彻都很清楚彻底吞灭匈奴对于中原王朝的重要意义。
但是此时在西汉政坛上同样活跃着一股和平主义者，他们很好的充当了每次匈奴挑衅之后朝野上下一片喊战之声中负责泼冷水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