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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589年,明万历十七年。
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7年前,改革家张居正死了。在他死后2年不到,万历皇帝派人抄了他的家,张居正的长子自缢身亡,家人或被饿死,或遭流放。
2年前,名臣海瑞死了,死前还惦记着自己欠了户部5钱银子。海瑞死后,后知后觉的朝廷追赠海瑞太子太保,谥号忠介。
1年前,良将戚继光死了。戚继光戎马一生,晚年却因受张居正案所累,被罢了蓟镇总兵之职,调任广东镇守,落个家徒四壁的惨状,郁郁而终。
而早在3年前,不过才20几岁的万历皇帝便以自己“头昏眼黑,力乏不兴”为由,暂罢了朝会。几年来,万历不时以旧病复发为名,拒绝上朝。朝臣们见到万历的机会越来越少,直至开创了“不郊不野不朝者30年”这样的奇葩时代。
名臣死了,良将死了,皇帝也懒得上朝了,但社会却依然在发展,甚至于发展得比以往更加繁荣。
据史家考证,也就在这个时期,人们的生活观念由劳作转向了享受,于是,唐伯虎之画,永乐之剔红,宣德之铜炉,时大彬、龚春之紫砂壶,都成了人们追捧的时尚。
在中国人的传统中,有“柴米油盐酱醋茶”这开门七事,到了万历年间,变成了谈谐、听曲、旅游、博弈、狎妓、收藏、花虫鱼鸟这所谓“新开门七事”。
熙熙攘攘中,没有人知道在大陆的另一端,欧洲人正在扬帆出海,探索世界;觥筹交错间,也没有人关注在极北之地,建州女真首领**哈赤正在厉兵秣马,觊觎大明的万里河山。
史学家感慨说,这是明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文学家称赞道,这是市井文学最为繁荣的时代;经济学家把这个时期称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之初;后世的草根愤青则扼腕长叹,言必称:如果给我一次机会……
就在这纷纷扰扰的憧憬与怨念之间,一个来自于后世的灵魂坠落凡尘。
……
史载:明万历十七年四月,南畿、浙江、江西、湖广大旱……
江西布政使司,南昌府丰城县,位于城南的折桂乡龙口村。
“大家都跪好了,一会听我的号令,一齐向井龙王磕头,不许笑,不许喧哗,惹恼了井龙王,打不出水井,大家今年都准备吃观音土过年!”
一个差吏模样的人站在一群匍匐在地上的百姓面前,趾高气扬地指挥着,也许是因为天气过于炎热,他的脑门上全是汗水,脸色也显得异常地阴沉。
这名差吏名叫郑春,是丰城县衙里一名普通的典吏,不过,在百姓面前,他可就是了不起的官差了,到村里来这十几天时间,村民们不得不好吃好喝地伺候着他,稍不如意,他就要发飚,时不时地把知县老爷和村民家的女性家眷挂在嘴边。
郑春奉知县差遣来到折桂乡,倒也不是专门来鱼肉百姓的。他承担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那就是在当地打井抗旱。
丰城位于赣江下游,境内水网纵横、湖塘众多,本来不应缺水。谁知今年的旱情是如此严重,县境内的小河已经完全断流,湖泊、山塘都只剩了一个底,至于各村的水井,那一点可怜的井水,还不等蓄满一桶,就会被性急的村民提走。原本浩浩荡荡的赣江,由于上中游各府县竞相提水,流到丰城境内时,已经濒临枯竭,根本无法用于灌溉了。
面临着如此严峻的形势,布政司、南昌府、丰城县的各级领导纷纷发表重要讲话,要求村民们团结起来,共同抗击旱情。布政使、知府、知县等人都率先捐出几个月的薪俸,又从各处挤出一批钱粮,用于支持民间打井。郑春正是由丰城县衙派出的打井队负责人之一。
尽管天气大旱,但在地处赣抚平原腹地的丰城,地下水资源还是非常丰富的。十几天来,全县各乡纷纷传出打出高产水井的喜讯,虽然这些水井的出水量还谈不上能够缓解全县的旱情,但已经让知县韩文看到了一些希望。
当然,悲观的消息也是有的,各处打井队的效率实在是让人不忍卒视。韩文征用了全县所有的巫师神汉,让他们负责勘测井位,然而,往往要打出三四口废井,才能打出一口水量充盈的水井,大量的金钱就这样扔在一个又一个深不见底的干坑里了。
最为悲摧的,就是郑春这一队了。也不知道是犯了什么邪,郑春带的这一队打的井每口都是废井,有些直接就是干井,有些虽然能见点水,但一天一夜出不了几个立方,毫无实用价值。
郑春知道打井的投入有多少,虽然有些土方工程是由村民们义务完成的,但请打井的工匠还是要付报酬的。另外,打井也有一些物料的支出,为了减轻农民负担,这些东西都是县衙提供的,花费也不在少数。
用了这么多钱,没有打出一口水井,郑春感觉到压力山大。他把勘测井位的风水师陈观鱼叫来训斥了一番,陈观鱼道:可能是村里的村民有什么不敬鬼神之举,让井龙王生气了,这才把水带走了。要想打出水井,必须让全村的男丁都出来祭拜,这样才能保证打出水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