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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国内,沐阳到外交部报道,杨部长见到沐阳后笑着说道,“缅甸政府总统,上百位军政官员,工商界代表,华人华侨代表一起欢送你离任,你这待遇也算空前了。”
“我之前做过四国大使,可也从来没有享受过你这种待遇,你现在可是全国知名,也算是咱们外交部的明星人物了。”
沐阳不好意思道,“我也不知道赛茂康总统会弄得如此隆重,确实有些逾越了。”
“这没什么,与所在国政要关系莫逆,更能体现中国外交官的实力吗,别人想有这种待遇还享受不到呢。对了,你的任命已经定下来了。”杨部长道。
沐阳神情一动,“是哪里?”
杨部长笑笑:“呵呵,总说你少年老成行事稳重,看来你也很紧张自己会去哪里任职吗。”
“毕竟关系到今后几年的工作吗。”沐阳道。
“这次你确实要做好心里准备,领导准备派你赴任日本大使。”杨部长说道这里,脸上稍微定了一下,沐阳知道领导肯定有话要说,所以没有搭腔。
“做日本大使可不简单啊,或许会遇到很多棘手的问题。”
“就日本国内现在的形式来说,安三政府上台以来,日本外交的一大突出转变就是顽固、执着地奉行“制衡中国”战略,在外交与安全战略等问题上处处和中国过不去。无论东海钓岛争端、台弯问题还是南海紧张局势,无论对美、对俄、对韩关系还是对欧洲、印度和东盟的政策,安三政府几乎无一不以“孤立、打击和遏制”中国作为外交的重要目标。”
“重新解释宪法、通过新的安保法案、采用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大幅度增加军费等一系列扩军备战行动,构成了日本安保战略的“一体两面”。日中关系,已经实实在在地变成了亚太地区最不稳定的“战略对手关系”之一。受这一战略驱使,安三政府会继续谋求修改宪法、彻底破除“不战条款”对日本外交、军事和海外行动的最后限制,进而与战后日本的和平体制彻底告别。”
“我曾经在日本做过大使,非常了解日本,安三政府今天奉行的“战略上敌视中国”政策,是近20年来亚太地区权力结构变迁的必然结果。也就是所谓的“安全困境”的作用。”
“中国的发展超越日本后,国家间的力量对比和实力此消彼长必然引起不安、甚至恐惧的心理和政策效应,继而会主导国家的外交、安全和战略选择。对于地理位置邻近的中日两国来说,这种“安全困境”的作用就更为明显。”
“目前,中日在“历史问题”上的对立依然严峻,两国民众的心理对立和相互嫌弃感不断加深,两国政府对价值体系尊崇存在严重分裂,这种外交和安全关系的恶化更是具有某种“认知结构”而非单纯“权力结构”变迁带来的冲击。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对于一个崛起的中国,日本外交和战略的调整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就已经开始,只是到了安三政府时期开始进入“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