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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过三巡，寒暄了一番，范筑先说：“大喜呀，大喜呀，我们的制药厂能生产了青霉素，这多亏了项经理呀，是你日夜操劳，才使制药厂有了今天的成绩。”
项松茂急忙推辞说：“哪里呀，哪里呀，要是没有韩局长的技术，要是没有韩局长的设备，我上哪里生产青霉素去呀，要说有功，那还得指望韩局长呀。”
韩行笑了笑说：“项经理不要谦虚，要是没有你这个西药大王的经验，这个青霉素也是生产不出来的。我虽然名义上是占着60%的股份，其实老大是范专员，只有他才代表着真正的大股东。”
范筑先一捋胡子笑了笑说：“我都六七老十了，要这么钱干什么？还不都是抗日的钱，青霉素挣的所有的钱，都要为抗日服务。”
张维翰也笑了：“青霉素生产成功了，我的心里才一块石头落了地，这里挣了钱，再把钱投到军火上去。这样，我们全盘皆活了。”
又喝了三杯酒后，范筑先捋了捋胡子，又说：“我们互相吹捧了一伙，什么事也不当，那也就是心里高兴高兴。也该进入正题了，大家说说吧，这青霉素到底应该多少钱一支？”
张维翰说：“反正世界上也没有青霉素，干脆就定得高一点，要以我说，三毛钱一支吧！”
范筑先瞪了张维翰一眼说：“你真是牵着个狼狗瞎转悠，玩狠的了。”
韩行心里好笑，也知道青霉素当时卖到多少钱一支，但是在诚实的鲁西人看来，三毛钱一支，那就是和明着抢人家钱财一样，心里实在是难以承受，也只好逗趣地说：“三毛钱一支，太坑人了，粮食才多少钱一斤呀，也就是几分钱，中央军的津贴才多少钱呀，也就是才七八块钱。我看，一毛钱一支算啦！”
范筑先听到韩行说这句话，又觉得有点儿舍不得：“一毛钱，少点了吧，我们造这个药也不容易，干脆，就二毛钱一支吧！”
三个人觉得自己的价格定得都符合于自己的心理，就一齐看项松茂，希望这个商人能说出自己的心里价。
项松茂并不直接说出价格的事儿，而是笑了一笑，先说出了定价的基本原理：“什么是垄断，我们的青霉素就是垄断，现在各国都没有青霉素，我们定价可以高一点儿。再过上一年半载的，可能外国人就生产出来了，我们就不是垄断了，就要和他们比质量比价格，定价要低。再过上一个时期，各国都能生产了，而且供过于求，我们的价格一低再低，几乎要赔本了，就要考虑到改产了，再也不能生产青霉素了。”
范筑先打断了他的话说：“你就别啰嗦了，啰嗦这么一大套我也听不懂。干脆你就说多少钱一支吧？”
项松茂不亏为奸商，搞经营的，伸出了一个巴掌，五个手指头。
范筑先吓了一跳：“五毛钱，你……你……你想坑死人家啊！”
张维翰也吃惊地瞪大了眼睛，说：“五毛钱一支，太贵了吧，穷人怎么能看得起病，打得起针。”
韩行心里好笑，这个项松茂，终于露出他的奸商本质了。
项松茂笑了一笑，继续晃着五个手指头说：“不是五毛钱一支，而是五块钱一支。”
范筑先几乎从椅子上蹦了起来，大吼着说：“你这个项经理，简直就没有人味儿，五块钱一支，那就没人能打得起针，这么贵，谁还买我们的药，不行……不行……”
张维翰也反对说：“简直太离谱了，五毛钱一支就太贵了，你还要卖五块钱一支，比黄金还贵啊！别说穷人了，就是一般的有钱人，光肺痨、花柳病，需要打上几十支，这几十支多少钱啊，就足够倾家荡产的了。”
韩行也凑热闹说：“五块钱一支太贵了，人家还不骂死我们啊。嫌我们嫌钱都嫌疯了，根本就不管别人的死活！”
项松茂一时成了三人批判、攻击的对象。
待大家又大批判了一阵子，项松茂才继续据理力争地说：“现在的社会，医院就从来不是给穷人开的。如果青霉素是外国生产的，它的价格也不会少于这个价，这是高科技商品，不是救济所。如果一个士兵，一个有钱人需要这种药，他是要钱还是要命。我们的产品不光是在中国销售，还要在外国销售，这个价格，就是要由我们中国人来决定，这就是垄断。如果外国人也生产出了这种药，两家竞争，价格就不是我们说了算了。要珍惜这个千金难买的机会，青霉素就是比黄金还要贵呀！”
韩行从资料上得知，自从有了青霉素，它的价格一直就是五块钱左右一支，而且很长时间供不应求。这就是残酷的现实，物以稀为贵吗！
于是韩行话头一转，支持项松茂说：“外国需要青霉素，中国的国军和敌人日军同样也需要青霉素，我们的产量又有限，只能卖这个价了。我们的军火生产需要大量的金钱，我们的战争需要金钱，开发新的产品也需要金钱，处处需要钱，也只能是从青霉素的利润里往外拿钱再补充到别的地方了。至于穷人和我们的军队需要药，那还不好说吗，灵活点就是了。”
这一个灵活就包含了很多的意思，范筑先和张维翰想了想，也没有别的办法，价格的事儿就这样定下来了。
项松茂表态说：“青霉素生产出来了，实际上就是挖到了一个大金娃娃，好话我就不多说了。我表个态吧，我的股份利润里，只要是抗日用钱，有多少钱，我就往外拿多少钱。人这一辈子啊，钱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我是一个已经死过一回的人了，能为中国人争口气，能为中国人挣回一个面子，在我心里，就什么都有了，比那些看见的黄金要值钱的多。”
范筑先带头鼓掌，张维翰也鼓起掌来，当然韩行也鼓掌了。项松茂能有这样的思想，四个人心里的距离更拉近了。
项松茂又说：“几个领导都在这里，我还有一事相求？”
范筑先看了看张维翰和韩行一眼，笑着说：“有什么要求，你就说吧！只要是我们能解决的。”
项松茂叹了一口气说：“公司员工来电话说，上海的日子实在是不好过，日本人欺负得太厉害了，大家想想啊，亡国奴是这么好当的吗？成天在鬼子的刺刀下钻过来钻过去的，日本特务成天在你的药房里找事，气也气死了。所以，我想在上海只留个空架子，把资金和骨干人员都抽到这里来，不知你们是否能接受。”
范筑先一听大喜，立刻表态：“好呀，项经理能有这样的爱国之心，实在是让我心里感动呀！你开好了你的药厂，开好了你的五洲药房，可以说是能顶一个军，不，比一个军还要厉害。老百姓也好，军队也好，医院也好，没有药哪能行啊！就连国军和日本人也得用药啊，真是的，真是的，那对我们聊城军民是大有帮助呀！”
张维翰说得更直接：“八路军、国军需要大量的药品和医疗器械，特别是华北、东北、延安的根据地需要大量的药品，以前我们没有药房，那就得上敌占区去买，无形中给我们增加了多少困难啊！五洲大药房一来，那真是雪中送炭啊！”
韩行又补充道：“项经理是经营有方，管理有道，他的企业产权明晰，管理严格、制度完善。在董事会、总经理之下，有店务、厂务、店厂联席会议和技术会议，又按生产、营业、财务、管理四个系统设置层级部门。另外，他的公司还拨出资金50万元另组银产公司(类似今天集团公司里的投资部门)附设于公司内，收支独立，自负盈亏，使公司资本总额增至150万元。另外，他在许多化工公司也有股份和投资，使得原料互补和协调起来更加方便。企业交给这位的人管理，我们应该放心。”
韩行的话，又得到了范筑先和张维翰的赞赏。
于是，制药厂开足马力生产，虽然价钱定得高点儿，但是因为战争、疾病、人们还是照样需要青霉素，产品供不应求，金钱滚滚而来。制药赚得的金钱，迅速地往军火上投，也加快了新式武器、弹药的生产，有力地支援了抗日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