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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一次的苏州抗税事件，便是矛盾到了一定程度激发出来的产物，是读书人群体对皇帝的一个反击。
要那太监横征暴敛，那是肯定的，明朝有名的太监，除了郑和等寥寥几个之外，其它的多半都是这德行。但这些税，其实不是直接落到那些纺织工匠头上的，而是落在那些厂主士绅们头上。要这税有多重？那也未必，那些厂主士绅肯定是能承受得了的。
只是他们根本不愿意承受。这些大明王朝身体上的寄生虫，磨牙吮血，吃着大明王朝的肉，喝着大明王朝的血，却是不愿意拿出一分银子来！在他们看来，不交税，那是天经地义的！
我凭什么交税？
所以他们把征收的税，巧妙的转嫁到了那些纺织工匠的头上，然后再挑拨他们，顺理成章的就出了这么一件震惊朝野的大事！
那朱知府，可也是读书人。
所以在大明朝，最不好惹的就是读书人，尤其是那些郁郁不得志的底层读书人。你跟他们比横，那还真是比不过。他们不少人都是自认科举无望，眼瞅着昔日自己的同学都考中举人考中进士升官儿发财了，自然是心里不平衡，这心里不平衡的时间长了，便是郁结着一股不平之气，这股子不平之气使得他们往往对这个社会，对这个制度都很是敌视，因此被人稍一教唆就会做出很极端的事儿了。
脑子一热，指不定就怎么着。反正在他们看来，自己也没什么好失去的，再了，国朝数百年优容养士之风更是让他们有恃无恐——连烧了董宅那等大事都不过是十来个人被革除了功名而已，他们怕什么？朝廷难道还敢对咱们这些读书种子动手不成。
所以董策若真是被他们闹这一通，怕是真就得完蛋了。
这种人，其实就是一个字儿：贱！
他们最是欺软怕硬，在明朝时候那么横，靠的什么，不就是国家优容么？但是到了清朝，人家可不管他们这一套，该杀的杀，该抓的抓，这帮子骄横无比的读书人顿时屁都不敢放一个了。
像是雍正四年，内阁学士、礼部侍郎、江西考官查嗣庭以《诗经》句“维民所止”命题考试，清廷诬称“维止”二字，意在取“雍正”二字之首乃大不敬，逐将查捕狱问罪。不久死狱中，戮其尸，株连亲属。同年，汪景琪任年羹尧随笔，随年西征，因文章讥讽朝廷，被判大逆罪，立即斩决，妻发黑龙江为奴。
因上述二人均系浙江人，以文字得罪朝廷，故清廷停浙江文士乡会试。
停了浙江的会试了，这是怎么个概念？
意思就是以后浙江的士子读书人们，走正途，走科举，再也当不了官儿了！
这相当于是绝了整个浙江一省士绅读书人的活路啊！
若是在明朝，怕是早就闹翻天了，但是在雍正朝呢？却是一个敢言语儿的都没有！为何？给杀怕了！最后还是李卫替浙江文士了许多好话，方才恢复了浙江文士的乡会试。如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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