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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居养院
居养院是宋代施行于全国的救济设施之一，是收容穷民并提供食宿和若干生活费用的机关。宋代经常发生饥馑，每次发生饥馑时都出现大批的流民，多时达到数十万或数百万。而各地的人民起义也频繁发生。宋元符元年（一零九八）淮东路设官房，居养鳏寡孤独、贫困不能自存者，月给口粮，病者给医药。徽宗时赐名为“居养院”，并在全国广泛推行。 居养人的口粮、日用钱、冬季柴炭钱，政府也都有具体规定。北宋时的居养院主要由国家直接补助。在蔡京当权时期，国家政权对居养院提供户绝财产，还规定不足时以常平米的利息给以补充。与北宋时期完全依赖国家权力的居养院相反，南宋时期居养院的财政状况转变为由地方单位独自确保财源的形态。
居养院有时根据当时的社会状况，会破格优待收容者。如：在南宋中叶绍兴的地方志中，记录徽宗时期的居养院为“冬为火室给炭，夏为凉棚，什器饰以金漆，茵被悉用毡帛，妇人小儿置女使及乳母，有司先给居养安济等用度，而兵食顾在其后”。
四、福田院
“福田”是佛教用语，佛教徒相信“轮回报应”，认为积德行善会使自己得到好的报应，而行善的具体体现之一就是救济穷人，这种施贫救苦当然会使“行者得福”，就如种田会有收获一样。因此，凡有施贫救苦等善举者皆称“福田”。这一佛教用语首先被用于唐代慈善救助机构上。福田院就是唐代寺院创办的慈善组织，以收养孤独之人，当时又称病坊、养病院、悲田院等。北宋初年，继续沿用唐代旧例，在京城开封设置东、西福田院，主要赈济那些流落街头的年老之人，以及身有重疾、孤苦伶仃或贫穷潦倒的乞丐。 不过，当时福田院规模很小，“给钱粟者才二十四人”。宋英宗嘉佑八年（1063），又增设南、北福田院，每院统一建制，各盖房屋50间，收容300人。宋赵善璙《自警篇.济人》云：“朝廷自嘉佑以前诸路皆有广惠仓以救恤孤贫，京师有东西福田院以收养老幼废疾，至嘉佑八年增置城南北福田院，共为四院。”东、西、南、北四处福田院共有房20间，可收容1200人，规模较以前大有增加。福田院所需经费由官府拨给，先是“岁出内藏钱五百万给其费”，“后易以泗州施利钱，增为八百万”。史载：“京师旧置东、西福田院，以廪老疾孤穷丐者，其后给钱粟者才二十四人。英宗命增置南北福田院，并东、西各广官舍，日廪三百人。岁出内藏钱五百万给其费，后易以泗州施利钱，增为八百万。”入院者分两种，一是长期被收养者，属于“老疾孤穷”之人；另一种是临时被收养者。福田院的设置，一直延续到北宋末年。
五、漏泽园
宋代的医疗慈善机构，用来掩埋贫无以葬者或客死暴圳者。元丰间（一零七八～一零八五）神宗曾诏令在开封府置，以官地收葬尸骸。崇宁三年（一一零四）徽宗再次下诏推广命各地择高扩不毛之地理漏泽园，掩埋贫无以葬者或客死暴圳者。漏泽园制定有应葬者登记，对葬穴面积、深度也有具体要求。《宋史?食货志》载：三年，又置漏泽园。初，神宗诏：开封府界僧寺旅寄棺柩，贫不能葬，令畿县各度官不毛地三五顷，听人安厝，命僧主之。葬及三千人以上，度僧一人，三年与紫衣。有紫衣，与师号，更使领事三年，愿复领者听之。至是，蔡京推广为园，置籍，瘗人并深三尺，毋令暴露，监司巡历检察。漏泽园的建立，客观上改善了环境卫生，对防止疫病流行具有积极意义。
六、同善会
同善会：最早的民间慈善组织
明万历十八年(一五九零)，杨东明组织父老在河南虞城创立第一个同善会组织，它随后在江南地区流行起来。同善会大都由地方绅士举办。经费主要依赖会员捐献。每次捐献的金额，以嘉善同善会为例，从银九分到九钱不等。随着申请救助人数的增多，每次筹集的捐献已入不敷出，于是，同善会开始置办不动产——土地，以地租收入来维持同善会的运营。同善会立有较完备的会式，包括其会旨、会期、会斋银、施贫办法及置棺分施等项，因而它也可称得上是一个以济贫、劝善为主要目的的地方性慈善机构。
同善会之设，一是“舍者为善，受者亦善，方是同善 ”；二是 “行者亦善，闻者亦然，方是同善 ”。由此，同善会定期举行聚会，一般是每年四次。聚会的目的有三：一是收集(摆渡)会员的善款；二是根据会员平时调查的情况，确定救济对象，讨论款项的具体分配；三是由主会人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进行讲演，劝人行善，做安分守己的良民，共建地方“好风俗”。
同善会的救济对象，首先是生活无着的孝子、节妇，其次是未被养济院收容而不愿以乞讨为生的贫老病者。这些人先要经会员推荐，再由同善会调查核实，才有资格领取善款。在同善会集(摆渡)会讲演结束后，有时也对听讲的贫民给予少量的施舍。(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