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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在某个寂静的夜晚，盯着地图的朱棣目光注视着帝国版图中央的国都南京，以及自己曾经奋战过的边城北平时，会突然开悟，明白自己和历代先贤都陷入了一个思维定式的逻辑陷阱——国都一定要定在国土中央嘛？
首都……边境……首都……边境……
一切的缘起都是首都和边境分离导致的！
一定要分离吗？
终极解决办法新鲜出炉，那就是——把国都搬到边境去。
困扰华夏大地千余年的难题迎刃而解，今后，国家的重兵集团只需要部署在一个地方——首都，对内镇抚地方，对外抗击强敌。武装集团在天子脚下的首都可以得到充足供应，对国家也更有归属感（作为天子亲兵的荣誉感），而外敌（主要是北方之敌）一旦入侵，首先要面对的就是最精锐的、供应最充足、人数最多、忠诚度高的中央军的迎头痛击。
这个办法，半辈子都在南方打仗的明太祖朱元璋不可能想出来，坐镇繁华之地的宋朝国君不可能想出来，逮谁灭谁的战神唐太宗李世民也不可能想出来，非得是坐镇北方长城边镇、多次打垮蒙古人，随后南下登上皇位的朱棣才可能明白这个道理和逻辑。
自此之后，“天子守国门”成了明朝的既定国策，大明历代君主都矢志不渝地贯彻了成祖皇帝这一条祖训，彻底脱离温柔之乡，在北方干旱的苦寒之地守护着华夏的芸芸众生。明帝既可以率大军五次出塞打击敌人，也可以易装偷着上战场并亲手杀死一个敌兵；即使是皇帝被掳走，或者京师被围困，也绝不迁都（提出动议的人甚至屈辱得要改名）。最终，在帝国日落之时，皇帝至死不离京师，成为自商纣王自焚以来华夏唯一自杀殉国的君主，用性命完成了“天子守国门”的嘱托。
“天子守国门”的国策爆发了巨大的威力。在该国策守护下，据不完全统计，从1420年迁都北平到1628年崇祯朝以前200余年里，大明约有1/3的核心国土从未遭受过大、中规模战火侵袭（大概是现在的江苏、安徽、浙江、福建、广东未遭受倭患的地区，以及湖北、湖南全部和四川、云南大部），有1/3的核心国土仅遭受过一次战火袭扰（大概是现在的江苏、安徽、浙江、福建、广东部分地区（遭受倭患），山东和山西大部（刘六刘七之乱），江西（宁王之乱），四川、云南小部（杨应龙之乱））。长年和平稳定的发展，使这些地区的资本积累能够达到一个十分恐怖的状态——农业设施完备、工商业兴盛、货币流通健康。因此，在最发达的江南地区，即今江苏、安徽、浙江等地，能够在人口大爆炸、工商业繁盛的明朝中叶诞生资本主义的小业主生产方式（可参见《醒世恒言·施闰泽滩阙遇友》、《喻世明言·汪信之一死救全家》等，当然，这个萌芽能不能最终发展成真正的资本主义，学术界纷争不断，本书不讨论），为我国迎接近代大航海时代的全球竞争奠定了良好的人口、经济、理念基础。
而且，该国策最大的意义在于，皇帝和中央基本可以从“中央和地方之争”这个千年困扰中挣脱出来（当然也要配合科举制的完备），一心一意地应对外部挑战。最终国家亡于小冰河时期造成的大规模减产引起的流民潮以及女真人南下，发展历程被强行掐断，并未搭上近代高速发展的工业时期，也只能归于天意了。
在强大的经济基础和相对稳定的政局支持下，明朝成为了大一统王朝中“有效统一时间”最长的王朝，超过230年（靖难之役结束到崇祯朝前期）。
鉴于此，我决定，效仿“先贤”（几万年后的）天子守国门，将“尼都”暂定于重兵陈列的大神山一线，把藩镇之祸和亡天下之祸的祸根彻底掐死在原始时期。而当前的元城规模过小，还是木制城墙，作为国都并不入我的“法眼”。随着佘大坚团队用黏土成功烧制了青砖，修筑新尼都的方案与其他利在千秋的大工程提上了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