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武帝上(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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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阳之战,光武威震天下,王业之兴肇此矣。王邑、王寻之师,号称百万,以临瓦合之汉兵,存亡生死之界也。诸将欲散归诸城,光武决迎敌之志,诸将不从,临敌而挠,倾覆随之。

光武心喻其吉凶,而难以晓譬于群劣,则固慨慷以争、痛哭以求必听之时也。乃微笑而起,俟其请而弗迫与之言,万一诸将不再问而遽焉骇散,能弗与之俱糜烂乎?呜呼!此大有为者所以异于一往之气矜者也。

寻、邑之众,且压其项背,诸将欲散而弗及,光武知之矣。知其欲散而弗及,而又迫与之争,以引其喧之口,相长而益馁其气,则不争而得,争之而必不得者也。

而且不仅然也。藉令敌兵不即压境以相迫,诸将惊溃而敌蹑之,王邑无谋,严尤不决,兵虽众而无纪,外盛而中枵,则诸将溃败之余,敌兵骄懈,我乃徙中起以乘之,夫岂无术以处此?面特不如今此之易耳。

诸将自亡,而光武固不可亡,项梁死而高帝自興,其明验已。一笑之下,绰有余地,而何暇与碌碌者争短长邪?而尤不仅然也。

得失者,人也;存亡者,天也;业以其身任汉室之兴废,则寻、邑果可以长驱,诸将无能以再振,事之成败,身之生死,委之于天,而非人之所能强。苟无其存其亡一笑而听诸时会之量,则情先靡于躯命,虽慷慨痛哭与诸将竞,亦居然一诸将之情也。以偶然亿中之一策,怀愤而求逞,尤取败之道,而何愈于诸将之纷纭乎?

天下之大,死生之故,兴废之几,非旷然超于其外者,不能入其中而转其轴。故武王之诗曰:“勿贰尔心。”

慎谋于未举事之前,坦然忘机于已举事之后,天锡帝王以智,而必锡之以勇。勇者,非气矜也,泊然于生死存亡而不失其度者也。光武之笑起而不与诸将争前却,大有为者之过人远也,尤在此矣。

怀王遣高帝入关,而高帝之王业定;更始遣光武徇河北,而光武之王业定。大有为者之初起,不欲躬为戎首,抑必藉人以兴;迨其威名已著,而追随于行队之间,则得失兴丧之枢,不任己而因人;稍欲持权,而祸已发于肘腋,宋义之所以死于项羽,伯升之所以死于李轶、朱鲔也。

然则项羽禁高帝不令入关,更始听朱鲔而拒刘赐之请,不委河北于光武,羽与更始,可以终保大位而无与争乎?曰:不能也。禽之相制以气,人之相役以道,项羽有韩信、陈平而不能禁其不去,更始有隗嚣而不能服,无以役之也。藉令置高帝、光武于股掌之上,用之不能,杀之不可,羽与更始且自困于无术。

三齐甫受封而旋叛,彭越、陈余、英布翱翔桀骜以需时,王郎蠭起于河北,赤眉反戈而西向,羽与更始终无以固其位,而徒召乱于无已。

尔朱兆且不能得之于高欢,况二帝之涵育者深乎!故以范增、朱鲔为忠谋者,愚也,无救于败而徒乱天下也。无御豪杰定四海之道,而操疑忌以困人,其亡愈速矣。

王者代天而行赏罚,参之以权谋,则逆天而天下不服,非但论功行赏、按罪制刑于臣民也。武王封武庚于东国,不得不封也,天也;周公相成王诛武庚,不得不诛也,天也。三代以上,诸侯有道,天下归之,则为天子;天子无道,天下叛之,退为诸侯。

武庚宜侯者也,不得不封;武庚宜安侯服,而欲复干天命,不得不诛。既代天以赏罚,则洞然与四海公其袞钺,而无所委曲于操纵以为驾驭之术。苏洵氏唯不知此,故以权术测王者之举动,而成乎小人之邪说。

王郎遣杜威纳降,威为郎请万户侯封,光武曰:“顾得全身可矣。”刘恭为盆子乞降,恭问所以待盆子者,帝曰:“待以不死耳。”大哉王言!奉天以行赏罚,而意智不与焉,斯乃允以继天而为之子。

王郎者,妖人也。妖人倡乱,不可不诛;以其降而姑贳之,终拒其降而斩之,以惩天下之妖妄,而天下定。盆子者,愚而为人立者也。愚且贱,而欲干天位也,可诛;非其志而听命于人也,可宥;待以不死,而授之散秩以养之,义正而仁亦裕矣。所尤难者,光武决于一言,而更无委曲之辞以诱之,明白洞达,与天下昭刑赏之正,故曰:大哉王言,体天无私而为之子也。

为权术之说者则不然,心恶之而姑许之,谓可以辑群雄之心,使刘永之俦,相仍而革面。独不见唐高祖之待李密,其后竟如之何也?狙诈兴而天下相长以伪,故终唐之世,藩镇倏叛倏服,以与上相市,而兵不可戢。

然则权者非权也,伪以长乱而已矣。汤诰曰:“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简在帝心。”诚帝心也,豈忧天下之有不服哉?何所葸畏而与人相为驵侩乎!故言权术以笼天下者,妾妇之智而已矣。

冯异招李轶于雒阳,轶报曰:“千载一会,思成断金。”异斩武勃,轶闭门不救,是宜受其款而雒阳可速下也。光武则宣露其书,使朱鲔杀轶。轶本与伯升俱起,谄事诸将,忌伯升而谮杀之,光武欲得而甘心久矣。

轶死,而雒阳之围经年始拔,事有宁劳而不贪近功以申大义者,此是也。乃杀伯升者,朱鲔之本志,轶特徇鲔而从之者尔。帝之于鲔也,使岑彭说之曰:“举大事者,不忌小怨,鲔降,官爵可保,河水在,吾不食言。”

鲔降而拜将军,封列侯,传封累世。同怨而异报,达于理者之制恩怨,非常情之所可测也如此。

虽然,亦恶有不可测哉?伯升初起,始发于李轶,迎光武而与建谋,则轶固光武兄弟所倚为腹心也。

更始立,朱鲔、张卬暴贵,轶遽背而即于彼。因势而迁者,小人之恒也,亦何至反戈推刃而无余情哉?及光武初定河北,始有入关之志。

更始委三十万之重兵于轶守雒阳,而李松甫败于赤眉,轶又窥长安之不固而思附光武,靦然纳断金之言而不惭。光武曰:“季文多诈,不能得其要领。”特假手于鲔以杀之,而讨犹未伸,非可以鲔例之也。

鲔起于平林,先光武以举事,与伯升未有交也;奉更始而为更始谋杀伯升者,亦范增之愚忠耳。

更始之诸将,类皆贼也,而鲔独异。杀伯升,留光武而不遣,知有更始而不恤其他;诸将挟功而欲自王,更始弗能违也,鲔独守高帝之约,辞胶东之封;受命守雒,百战以与寇恂、冯毕争死生之命;及长安破,更始降于赤眉,雒阳孤立无援,且坚壁固守,以杀伯升为惭而不降。故通更始之廷所可与有为者,唯鲔一人而已。

于事君之义,立身之恥,殆庶几焉。藉令光武以怨轶者怨鲔而拒戮之,则以私怨而废天下之公,且将奖人臣之操异志以介从违,而何以劝忠乎?子曰:“以直报怨。”直者,理而已矣,于轶何可忘,而于鲔何容芥蔕也。

效卓茂之为,可以化今之人乎?曰:何为其不可也。效卓茂之为,遂可以化人乎?曰:何为其可也。所以然者何也?素履无咎,居心无伪,而抑于大节不失焉,则行之也,和顺而无矫物之情,笃实而不期功名之立,动之以天而物弗能违矣。

非然,则严诩之以乱颍川者,所谓“乡原德之贼也”。王莽之当国,上下相率以伪,效茂之迹以夸德化者,非直一严诩也;莽皆乐推之以诱天下,彼亦乐附莽而成其利达。莽居摄而茂以病免,名不照于当时,而莽无求焉。自拔于流俗,而居约以自汙,敦实行而远虚名,茂自此远矣。

且其谕部民之言曰:“人所以群居不乱异于禽兽者,以有仁爱礼义,知相敬事也。”扩愚贱之昏瞀,而示以天理流行之实,夫岂托迹宽仁以干誉者之所能及此乎?茂唯有此,虽无皦皦之名,而志终不降;虽违物情之顺,而不爽天性之贞。自非然者,恭而谄,宽而弛,朴而鄙,无得于心,不全其大,徒饰为从容平易之容,石建以之猎显名厚实,而不保其子之令终。天不可罔,人固不可重欺也。故欲学茂者,无但求之事为之迹也。

鲍永、冯衍审知更始之亡而后降,正也。然既已事主不终,纳款以免战争攻守之祸,岂更有无妄之福可容其觊望乎?鲍永以立功而受封,虽可受之而无疚,要亦听新主之自为予夺耳。

冯衍曰:“天命难知,人道易守,守道之臣,何患死亡。”苟知此矣,在贫如富,在贱如贵,悠游卒岁,俟命而无求,岂不成乎大丈夫哉!而怏怏失志,移怒忿于妻子,抒怨懟于文辞;然则昔之阻孤城、抗大敌而不降者,正留一不挑之节,为夫死更嫁之地,衍之生平,败于此矣。光武终废而不用,不亦宜乎!

光武之处彭宠,不谓之刻薄而寡恩,不得矣。王郎之乱,微耿况与宠之力不及此。天下粗定,置宠若忘,而以年少骄躁之朱浮位于其上,宠恶能不怨邪?泄浮之奏以激宠,使速反而殪之,诚不知光武之何心?

意者宠之初发突骑助光武讨王郎,宠无固志,特为吴汉、王梁所胁诱,而耿况、寇恂从臾之,以此有隙焉,而虽功亦罪乎?夫天下竞起,疑王疑帝,岂易测之于风尘之下;既有功于己而拯其急,则固未可忘也。光武能忍于反侧子而不能忍于宠也何邪?

乃宠之不得其终也,亦有以自取矣。耿况之始归光武,亦寇恂决之也;乃既决于听恂矣,则遣其子弇亲将而来,称帝之议,弇无所避而密陈之,故寇恂虽见委任,而不能揜况父子之输忠。

宠弗然也,从汉与梁之策,即遣汉与梁任之,资以兵众,而成汉与梁之丰功,宠无与焉。汉与梁驰驱于中原,而己晏坐于渔阳,何其不自树立,倒柄以授人邪?宠之愚不应至是,则宠有犹豫之情可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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