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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菊国人的战争责任问题，每位华夏人，甚至任何一位遭受近代菊国侵略之害的受害国国民都义愤填膺，批评战后菊国人欠缺像德国人那样反省战争责任的勇气和道德品格。受害者很自然地将菊国人统统视作加害者，很少有人将实施直接加害行为的菊国人与战后出生的菊国人，以及战后菊国右翼与菊国进步派、普通国民区别开来。
而事实上在菊国国内，战后菊国政府、天皇、保守派、进步派、普通民众的战争责任认识，随着时代的发展，一直都在变化着。战后初期、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经济平稳发展时期、冷战结束之后每一个历史阶段对于战争责任的认识都有相对明显的变化。
政府对战争责任的暧昧，天皇对战争责任貌似超然的态度，保守派对战争责任的否认，进步派对战争责任的反省与忏悔，普通民众在各种战争责任认识之间徘徊。
菊国社会至今都没有能够搞清楚战争责任到底应该由谁来承担，多数的菊国人在检讨别人战争责任的同时也遗忘了自身的战争责任。菊国社会就战争责任一直都未能达成一致或大体相近的共同认识。
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菊国民众，更多地关注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提高生活水平，不愿提起或刻意忘记悲惨的战争记忆，战争责任意识似乎也变成了一股埋藏在国民内心深处的潜流。
但是，随着菊国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实现了“赶超欧美”的经济目标，某种程度上恢复了“民族自信心”的右翼分子，按捺不住为侵略战争翻案的野心，公开叫嚣“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否定南靖大屠杀，推动战犯合祀靖国神社和靖国神社国营化运动。
而保守派的翻案逆流和摩国在越南战争中的暴行，极大地刺激了刚刚经历过大战的菊国民众和进步的知识分子。著名历史学者井上清等人愤怒地批判“大东亚战争肯定论”，著名作者小田实系统地提出了战争加害与受害理论，宗教界也纷纷发表战争责任告白，对菊国人的战争责任表示反省。
激进的菊国青年成立了“东亚反菊武装阵线”，不加区别地追究古代菊国人对虾夷、爱努、朝鲜的战争责任，近代菊国人对亚洲邻国的战争责任以及当代菊国人对亚洲各国的经济掠夺，甚至发动了一系列爆炸事件。
这些在菊国人看来十分激进的言论和行动表达了对保守派和右翼拒不反省战争责任的愤怒，但也因这些过于极端的手段遭到了政府的镇压、媒体的攻击和民众的误解。
战后菊国保守派与进步派围绕战争责任的争论和交锋，使本已相对沉寂的战争责任意识潜流变得波涛汹涌，并随着朝鹤天皇战争责任的旧事重提而引起菊国人的深思。1975年10月，朝鹤天皇在访美前后接受记者采访时，反复声明发动战争的责任不在他，而结束战争的“圣断”却是他作出的，试图以此缓和摩国国民要求追究天皇战争责任的“敌对”情绪。
菊国政府和保守派学者通过著书立说，极力塑造朝鹤天皇在战前是遵守“立宪君主主义”的“和平主义者”的形象。既然天皇及其近臣都坚持“和平主义”，反对那场战争，那么，亚太战争自然无法正当化。这与保守派、右翼一边叫嚣维护天皇的尊严和地位，一边推出“大东亚战争肯定论”，明显地自相矛盾。保守派与右翼无法自圆其说，只得破绽百出地根据具体情形选择天皇“和平主义者论”或“大东亚战争肯定论”。
即使进步派学者之间，也因为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出现了分歧，粟屋宪太郎、井上清等人就不赞同家永三郎所谓既然战后大审判没有起诉天皇，故天皇就不应对战争责任负责的观点。
20世纪80年代的菊国民众，也逐渐破除了20世纪60年代严禁谈论皇室事宜的“菊禁忌”。据时事通讯社***年的调查，当时至少有52.4％的人认为天皇“有全面责任”和“多少有”战争责任，而认识到自己也有加害责任者约为30％，但这已是战后菊国社会认识战争责任的顶峰。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冷战国际格局的解体、菊国泡沫经济的破裂和民粹主义的抬头，全面肯定“大东亚战争”的论调虽明显地“衰退”了，但加害责任认识的程度依旧在菊国徘徊不前，且有越来越倒退的迹象。对加害责任认识的程度有越来越倒退的迹象。
冷战结束后，要求菊国对过去的战争负责、反省、道歉和赔偿的呼声喷涌而出，成为一项国际性运动。这种井喷式的运动被菊国保守派和媒体恶意地转化为华、韩等国是在打“历史牌”，意在进行“经济敲诈”；将中、韩等国批评的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右翼分子等与普通国民强行捆绑在一起，在靖国神社、教科书事件等历史问题上，煽动“菊国人”与亚洲各国的矛盾和冲突，激发狭隘的大和民族主义。
菊国政府在苏联解体之初，曾野心勃勃地试图建立摩日欧三足鼎立的国际秩序，故在战争责任的表态上似乎有了积极变化，以求得亚洲邻国的谅解，但除了联合政府时期昙花一现式的民间赔偿外，基本上拒绝了亚洲各国的赔偿、补偿要求。
如今菊国政府也一直在试图用别的方式缓和与邻国之间的关系，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文化交流和经贸往来。
“这应该是一个机会！”熊泽奈子对雷涛说道，“战后60多年来，菊国人的战争责任认识很难用翻案或反省这样简单的二分法来解释，菊国保守派或进步派的战争责任认识，都很难称得上是战后菊国社会的战争责任认识的主流，普通民众的战争责任也是千差万别，纷繁复杂。而雷君您所投拍的这部电影从另一个角度阐述了这种主体和群体的战争责任问题。我想在当今的菊国社会肯定是能够引起重大反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