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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以勤回阁。
不是为了商量“清丈田亩、均地于民”的可能性，而是为了移交政务。
一，是阁务，二，是礼部事。
阁务方面，张居正领了，有着一心二用的天赋，能者多劳嘛。
礼部事，李春芳领了，军政分离在新年到来时，就会正式施行，到时候，李春芳的兵部，就成了个空壳。
多出的时间、空闲，刚好能代理礼部事，关于礼制，李春芳及其家族，虽然比不上陈以勤的了解，但本嘉靖朝大礼、大节较少，勉强能应付过来。
交托了阁务、礼部事后，陈以勤朝着张居正、高拱、胡宗宪、李春芳深鞠一躬，便转身离去。
没有与同侪交流‘清丈田亩、均地于民’的细则，毕竟，几人都是田地既得利益者，和老鼠商量怎么抓老鼠，陈以勤还没有昏头到那个地步。
出了内阁，锦衣卫十三太保之一的朱七便在阁门前等候了，接下来，将由朱七陪伴着陈以勤走遍两京一十三省，清田、丈地、均地，锦衣卫的任务很重。
而陈洪提督的东厂，锦衣卫内部评价是，‘年三十打只兔子，有也过年，没也过年’。
陈以勤踪影消失。
高拱、李春芳立刻裁了张信纸，掭好了笔，去信回乡。
目的很简单，赶快变卖家族所有田地，最后一亩都别留，尽可能减少家族损失。
张居正瞥了眼高、李二人，倒也没有说什么，高拱老家开封新郑，李春芳老家扬州兴化，而‘清丈田亩、均地于民’又是从京畿先开始，相信要不了多久，河南、南直隶都会得知新国策的消息。
高家、李家田亩众多，纵使变卖，也是打包脱手给其他官绅、大族、豪强，坑害不了普通百姓。
就不必在意了。
张居正望向坐在案牍后愣神的胡宗宪，没有想太多，脱口而出道：“汝贞，你怎么不写信回…”
说到这里，张居正没再说下去，这才想起胡宗宪老家南直隶徽州府的现状。
一府六县之地，几乎被推倒重来，胡宗宪的家族是徽商财东，在圣上默然下，才坐在了‘污点证人’席，徽商商帮商人花名册、徽商商帮资助官员花名册，两本花名册，作为胡宗宪家族戴罪立功的证据，为朝野所承认。
为了寻求自保，胡宗宪勒令家族退还了所有从徽商商帮的所得，当然，一些花掉的金银钱粮，朝廷也没有再去计较。
极度恐惧的胡宗宪家族，被吓得把除祖祠以外的东西，都主动上交了朝廷，其中，就包括家族的全部土地。
不过，这要说胡宗宪就此穷了，那还不至于，之前胡宗宪两儿子，长子胡桂奇、次子胡松奇，可是京城有名的“商道之神”，从徽商手中豪赚了两三百万两银子。
不得不说，胡桂奇、胡松奇是有脑子的，虽然那是徽商摆明了给胡家送银子，但兄弟俩也让前去送银子的徽商带走了东西。
酒和茶！
要知道，这世间许多东西都是有价钱的，盐再涨，也翻不了倍，粮食再涨，也不能让人吃不起。
但自古以来，酒、茶无定价，别看都是二斤粮食出一斤酒，五斤鲜茶出一斤干茶。
可名贵的酒，就是敢狮子大开口，敢要价，一壶名酒，百两银子、千两银子，乃至万两银子都有售过，利润岂止百倍、千倍？
到底有多好喝，就见仁见智了，张居正知道，百两银、千两银的酒，还能说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而万两银的酒，其实已经不是酒了，是‘人事’，是送礼拎的东西。
价值不在物品本身，而在抬高物品背后的利益输送。
酒无定价，茶叶亦是如此，名茶千金难得一两，蕴含的东西更多。
所以，不管朝野、民间如何质疑胡桂奇、胡松奇，但这两商道鬼才，真给了人东西，也真没给人办事。
买卖全凭自愿，你给我银子，我给了你酒和茶叶，你说我的酒和茶叶不值那个价格，嫌贵。
胡氏兄弟只想说：“哪里贵了？这么多年都是这个价格，不要睁着眼睛乱说……有些时候找找自己的原因，这么多年俸禄涨没涨，有没有认真当奸商？”
自由定价，自由买卖，哪怕朝廷想追责，追讨那二百多万两银子都无从下手。
简而言之，胡氏兄弟结结实实给大明朝人上了堂商道课。
包括朝廷。
大明律法的漏洞，在酒类、茶类买卖上缺乏管理。
气不过的刑部、都察院和大理寺，三法司专门上了道奏疏，请朝廷对酒类进行定价，所有酒类，在本地价格都不能超过同等重量粮食价格的五倍，在外地价格不能超过同等重量粮食价格的十倍。
所有茶类，干脆就统一了标准，不论本地、外地，不能超过一两银子一两茶叶。
内阁票拟通过后报给了玉熙宫，玉熙宫也照准了，但新法不办旧事，那二百多万两银子，终究还落到了胡家兄弟手中。
胡宗宪以父之名，让兄弟二人拿出了一百万两银子运回徽州老家，帮助族人做些小买卖。
胡氏族人由奢入俭，生了不少波澜，但也都不是什么大事，徽州府还在恢复秩序，胡家也就还没有开始买卖田地，以后也不用再买了。
等清丈田亩、均地于民的国策推行到徽州府，等着分地就可以了，不需要送信回去。
胡宗宪知道元辅想说什么，叹了口气，苦笑道：“我以后，怕是回不去老家喽！”
不管怎样，徽州府被推倒重来，胡家在里面扮演的角色是不光彩的，大量徽州府人死去，作为当朝阁老，胡宗宪没起到挽救家乡的作用，那些失去了亲人的乡人，不敢怪罪圣上，不敢怪罪朝廷，万般怨怼都归到了胡宗宪一身。
胡宗宪不想去辩解，也就不想死后落叶归根了，他为大明朝做了这么多事，归身入大山、大川，也是件雅事。
张居正默然不语，许多事情，不能用单纯的对错去衡量，胡宗宪，是大明朝的功臣，百年之后无法魂归故土，也是件悲事。
高拱、李春芳无心悲喜，命人尽快将信笺送回老家，家族钱粮要紧。
……
朱厚熜打坐的蒲团本是设在一座三层八角的台子上。
最上一层取的是乾卦，乾卦数“九”，最下一层取的是坤卦，坤卦数“一”，中间那层便是乾坤中间那个“五”数。
蒲团便是九五之尊！
台子的八角自然应对八卦，也便是他平时看似随意踱步，实则踏问吉凶的卦位。
吕芳回到玉熙宫复命，黄锦又调来了“三武一宗”灭佛的总录。
朱厚熜盘坐在蒲团上闭目冥思，两眼倏地睁开了，接着他将横卧在膝上的罄杵拿起敲击了一下台子旁的铜罄。
“当”的一声中，他伸开了腿，从蒲团上下来了，走下三层台阶，来到了装满檀木箱子的总录前。
从头翻阅这些录述，寻求解决道统、佛统的办法。
所谓‘三武一宗灭佛’，是指在过去历史上，曾发生四次较大规模的灭佛事件。
即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以及后周世宗柴荣发起的灭佛事件。
随着佛门的发展，佛门寺院开始享有特权，僧侣不但不从事生产，不服兵役劳役，而且拥有大量的仆役和田产。
这对王朝经济和军事造成的影响日益凸显，经济的下滑，对外军事的失败，必然会引起了世俗民间的不满，最终导致了由朝廷发起的毁损寺院、佛像、经书、没收财产、禁民信佛等事件。
然而，三武一宗灭佛，在沉重打击佛门的同时，加快了佛门中原化的进程。
四次灭佛之后，佛门为求自保，开始主动与儒、道融合，逐渐承认儒家的纲常伦理，学会向王权低头，并接纳了道门中的相关思想。
但历史，总是在不断重蹈覆辙，从这些冰冷的文字中，朱厚熜能感受到，在佛门、道门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朝廷要出重拳的必然性。
首先，发展之初的冲突。“华夷之辨”本土保守势力对佛门有着天然的排斥屏障。
从佛门传入华夏的初期阶段到魏晋南北朝的佛门迅速发展时期，本土士人阶层一直将其作为“西方之学”。
这种观念一直到文化开放的唐朝，也从未消失过，其代表为韩愈的《谏迎佛骨表》。
在佛门发展的过程，也是儒家思想占据主导地位的过程。
北魏太武帝激烈灭佛以及北周武帝“民主”灭佛，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向儒教示好。
作为落后异族统治中原，必须要自我融入中原先进的文化之中，以巩固自我统治集团的话语权。
因而，周武帝认为“六经儒教之弘政术，礼仪忠孝，于世有宜，故须存立”。
他还说：“佛生西域，寄传东夏，厚其风教，殊乖中国……既非正教，所以废之。”
其次，限制佛教，是皇帝为巩固统治所采取的必然性手段，而灭佛只是这种必然措施中的其一体现。
佛门在迅速发展的过程中，势必会导致寺院经济扩张、僧尼个人腰包增长、僧尼人数激增、逃税等现象。
在北周武帝时，佞佛的开支已占财政开支三分之一；据《旧唐书》的记载，唐武宗时“十分天下财，而佛有其七八”。
这显然是皇帝、朝廷都无法接受的事情。
再就是，佛门自身义理的阐释，促使佛门成为其他道统相排斥的对象。
首当其冲的便是佛门的关于世界的本原问题，佛门主张世界的本原是空，与道门主张的“无”有相似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