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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同样的道理，是否可以理解成：不想当宰相的官僚不是好官僚？大明当然没有宰相这个职位了，但相权却从未消失过。
大明行政学校，要通过“三舍法”培养出来的官僚，以后一定是要奔着这个类似的目标去的。
当然了，目标归目标，实际归实际，不管能不能当宰相级别的高官，最起码要有基本的大局观念和标准的行政决策思维。
毕竟有句话说的好，治大国如烹小鲜，不管是管一个县，还是一个府，亦或是一个布政使司乃至一国，虽然辖区越来越大，但行政上的很多道理是不变的，这也是为什么行政学校要教这些东西，因为这些东西，无论是行政学还是其他，不管在哪个级别的职位上，都能用得到。
“第一个，所谓有限理性决策，便是说我们作为决策者，任何一个人，无论他的阅历多么广博，学识多么深厚，他始终都处于一个‘有限’的状态，也就是说没有哪个决策者是全知全能正是因为不存在全知全能的决策者，所以任何决策的下达，都会或多或少地引起一些不利的后果，没有谁能让决策完全完美，我们这些决策者，在做决策的时候只能尽量获得一个能让各方面都‘满意’的答案，而非一个‘完美’的答案。”
“那么基于有限理性决策，诸位觉得，蔡京的济养医药政策，问题到底出在哪了？”
高逊志几乎是脱口而出：“蔡京太追求完美了！”
是的，完美。
蔡京又要照顾老人，又要照顾残疾人，然后还要给贫民普及医疗服务，最后还要给流浪汉下葬。
这种“既要.还要”，明显就是一种不合理的决策表现。
什么都要，最后只会害了你。
原因也很简单，没那能力知道吧？
北宋多少人口？
之前提到过，一个多亿。
放到现代，一亿人口都算是不折不扣的人口大国，而即便是很多现代强国，都做不到国家全面承担免费的养老和医疗。
至于给流浪汉安葬和照顾残疾人，反倒是理论上努努力就能做到的事情。
北宋确实富裕，财政收入常年能维持在六七千万贯缗钱以上，偶尔还能破亿，但再富裕的朝廷也禁不住蔡京这么花钱。
在全国范围内每个路、府、州、县都大量建立居养院、安济院、漏泽园这些社会福利机构，虽然切实地帮助了很多老弱病残人群，但问题是成本太高了。
虽说这样说可能很冰冷，但事实就是，行政决策是要考虑成本的，这个成本还不单单是现在花多少钱的问题，还包括以后要持续花多少钱，投入多少人力，以及相关的各方面社会效益是否值当。
正如司马光所言，天下财富，不在此处便在彼处。
蛋糕就这么大，朝廷财政也是一样，以如此巨大的财政资金投入到社会济养医药上面，就必然导致其他必要的支出减少。
政敌们是怎么攻击蔡京的？
“天下穷民，饱食暖衣，而使军旅之士禀食不继。”
“不顾活人，只管死户。”
姜星火见台下众人醒悟了过来，微微颔首道：“所以你们明白了吗，行政决策不是小孩子抓糖果，很少会出现‘我全都要’而全都能一把抓的结果，正如高太常所言，必须要有所取舍。”
这时候有教师问道：“那蔡京做决策时便不懂这个道理吗？”
“蔡京当然懂，他都当宰相了，他怎么能不懂呢？”
姜星火笑道：“只不过他做行政决策的出发点就歪了，名曰为人，全是为己。”
“蔡京在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的时候是从三品龙图阁直学士，从三品到正三品这个槛，蔡京熬了18年，到宋哲宗元符三年的时候才升正三品翰林学士可惜好景不长，当年，他进入仕途以来三十多年的努力，就付诸东流，受到政敌攻击，先是从翰林学士贬为龙图阁直学士，再贬为太原知府、江宁知府，后来直接免去一切官职，被安置在杭州。”
这段历史倒是鲜为人知，毕竟没谁会关心一个大奸臣是怎么由正常的官员变成奸臣的。
但显然，蔡京爬了十八年才爬了半级，刚升上去就被一撸到底，心态有一点点变化才是人之常情，经过在杭州的龙场悟道，蔡京大抵是黑化了。
——我心黑暗，亦复何言？
两年后，狂舔宋徽宗的蔡京重新出山，当年便直接宣麻拜相，拔擢为尚书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即俗称的右相，第二年直接升左相，实现了一人之下的梦想。
“蔡京之所以会做出济养医药的行政决策，不是因为他的弟弟是王安石的女婿，他因此继承了王安石的变法理想，本质原因而是因为宋徽宗刚刚登上皇位，还处于锐意进取时期，而且非常钦佩父亲宋神宗的熙宁变法，以及兄长宋哲宗的绍圣绍述，所以才用了‘崇宁’的年号，也就是崇敬熙宁变法的意思.而蔡京的变法，主要以教育和经济两方面为主，教育方面增设算学、医学、武学、律学；经济方面则对盐法、茶法、钞法、漕运进行变动。”
嗯，越说越像大明了。
姜星火话锋一转：“当然了，君子论迹不论心，评价蔡京是否是奸相，也不能主观断定他一切行政决策都是因为要讨好宋徽宗才做出的，更重要的是客观评价的他的行政决策的实际效果。”
“第二个，所谓渐进决策，便是决策者采用渐进方式对现行政策加以修改，逐渐实现决策目标的决策，换句话说，稳中求变。”
高逊志仔细地看向教案，如果说有限理性决策还比较初级，那么渐进决策显然更进一步，而在教案上，渐进决策的要求是这么写的：集中于与现有政策稍有不同或有限方法上不同的政策，而非重新评价决策；不坚持行政问题的解决必须正确，只求管用、可行；目的是为了解决现有问题，而非制造更大的问题。
显然，蔡京全都走反了。
“譬如朝廷插手药店，如果换做是我们采用渐进决策应该怎么做？”
姜星火循循善诱道：“首先，作为决策者的我们，肯定要考虑有没有现有的、可行的政策作为参考，也就是改良决策的基础，对不对？那么当时有吗？”
“北宋以商业为国家税收的重心，以四民为本为国策，那么破坏民间药业的经营，其实是在自毁根基，这点之前我在《明报》上就讲过，王安石主持的熙宁变法，但凡认为市场的供给被民间私营工商业者控制，北宋朝廷就直接下场参与经营，与民争利，蔡京的这个思路其实是一脉相承的，是不正确的所以说，北宋朝廷直接下场经营药店，其实从根本上来讲，所有参考的政策案例，都是失败的。”
“那么再看第二点，什么叫做‘不坚持行政问题的解决必须正确，只求管用、可行’？为什么桑弘羊搞盐铁官营能行？因为盐铁官营不仅赚钱，而且利差巨大，朝廷投入了就能获得源源不断的收益，而北宋朝廷去亲自经营药店，又比民间强在哪呢？”
“第三点，解决问题而非制造更大的问题蔡京济养医药后续的结果，也都写在了史书上，还不仅仅是官修史书，而是民间笔记、杂谈、地方志俱有记载，足以证明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北宋朝廷经营的药店，里面比市场价低的药材其实并没有给穷人什么实惠，反而是被负责药店的官吏给挪用了，借此贩售出去牟取个人好处，甚至直接以接近于送的价格整店整店地租给贵戚之家。”
一连串的发问后，姜星火总结道。
“既没有可行的政策案例作为参考，又不坚持政策管用可行，最后反而制造了更大的问题，如果从渐进决策的三个可行性维度来考量，蔡京的济养医药，无疑是全方位失败的。”
“所以说，蔡京压根就不该动济养医药？”
姜星火没有直接回答是或不是，而是示意众人接着翻教案。
“混合扫描决策模型：如果说有限理性决策模型是对全部空间作努力做的细微观察的显微镜，而渐进决策模型则是只对熟悉区域进行大致观察的放大镜，那么前者准确度高但代价大，后者运用的代价较低但准确度不够。混合扫描决策模型则要求同时使用显微镜与放大镜，既要对空间进行多角度的观察，又要对某些部位进行细微观察，既考察全面，又考察重点。”
高逊志问道：“这不也成了国师口中面对糖果要一把抓的‘我全都要’的孩童了吗？”
“非是如此，若是以数术粗略估量，便是有所谓‘二八定律’之说。”姜星火摇头缓缓道。
“十分之二为重点政策，需要朝廷或地方官府的决策者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来使用有限理性决策的方法，继而尽可能地追求一个‘满意’的政策答案；而十分之八则为非重点政策，仅仅参考和沿用修改过去成功的政策案例，尽可能节约人力物力，来‘可用’这一解决问题的政策答案。”
不知何时，堂内竟然寂静无声了起来，这时候沉浸式投入状态中的姜星火才发现，原来门口来了几个旁听生。
正是大皇子朱高炽和内阁的三杨，胡广没来，估计当留守儿童呢。
朱高炽带头行了一礼，三杨亦是行礼，随后朱高炽问道：
“依国师之见，若是大明要复行济养医药，该如何来做决策呢？”
堂内众人见了大皇子，亦是纷纷行礼。
虽然不知道对方前来是什么事情，但此时姜星火示意对方先坐下再说。
“方才说过，依‘二八定律’以及历史上的政策案例来看，济养医药不属于适用于有限理性决策的政策类型，也就是说，虽然从内心出发，很想马上实现让所有的大明子民，都可以实现济养医药，但作为决策者，我们应该知道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如果咱们大明朝廷非要强行干预，那么得到的结果，很可能是蔡京医药的复现。”
内阁三杨互相交换了一下眼神，都得到了相同的答案。
作为个人，每一个稍有良心的人，都希望能实现这样的太平盛世，但作为决策者，现实情况是国家财政不允许，因为这是需要持续巨量投入而且几乎没什么收益的，以大明目前脆弱的、基于官田属性土地税为主要财政收入来源的国库来看，肯定是做不到的，一丝一毫的可能性都没有。
“但是做不到最好、满意，不代表什么都不做。”
姜星火屈起手指，敲了敲桌案。
“既然历史上的政策案例，已经证明王安石、蔡京的这种市易法，也就是朝廷直接干预某个行业的市场不可行，那么有没有别的办法呢？”
“我的答案是有。”
讲堂里是有黑板和粉笔的，黑板就是给木板刷层黑漆，粉笔就是石灰石加生石膏，只要姜星火想要，以他现在能调配的资源，这种随便手搓的小东西要多少有多少，只不过没有近现代产品那么好用罢了。
姜星火在黑板上写下了“朝进”与“朝退”两个大类。
“王安石的市易法从本质上来讲，就是‘朝进’，就是推崇‘大朝廷’，通过北宋朝廷直接伸手干预某个行业甚至多个行业市场的方式，让北宋朝廷主动去承担过多社会责任，从而让民间的商业后退了。”
“这种什么都管的‘大朝廷’模式，对北宋的民间商业来说好不好？”
曹端已经初步摸到了辩证的门槛：“分情况。”
“对，分情况。”
姜星火点点头：“如果北宋民间商业规模小，北宋朝廷力量强，那么用这种手段是没有问题的；如果北宋民间商业规模大，北宋朝廷力量强，而且北宋朝廷的统筹计算以及管理能力到位，也是没问题的但问题就出在，北宋民间商业规模又大北宋朝廷力量又弱，统筹计算和管理的能力又差，连自己户部的账目都算不明白，就要去搞市易法，那么以北宋如此繁荣的商业，和宋廷冗官如此低下的行政效率，怎么可能做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