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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第二帝国的立场突然软化下来，对推动安理会做出决议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
只是，要在安理会获得支持，也并非易事。
不管怎么说，奥尔岑多夫只是一名外交家，而不是政策的决定者。更重要的是，危地马拉关系到了德意志第二帝国的核心利益，即便奥尔岑多夫的努力产生了效果，德意志第二帝国不动用否决权，也不等于不会让其他国家投否决票。这就意味着，中国依然得争取获得六个轮值国的支持。
可惜的是，周润康忽视了这一点。
十月十九日，新闻事件后的第七天，安理会进行了第一次闭门会议，并且就中国的出兵提案进行了第一次表决。
德意志第二帝国投了弃权票，而一直在中德间左右逢源的意大利也投了弃权票。
只是，让周润康意外的是，土耳其与希腊都投了否决票。结果就是，在十一个轮值国中只有五个投了赞成票。
显然，中国的出兵提案没有获得多数支持。
当然，这不是终结。
闭门会议结束前，周润康再次代表中国发出了出兵提案，并且要求安理会在恰当的时候进行投票表决。
显然，周润康做了第二手准备。
新的提案，在内容上做了小范围修改，而且换了个名字。
虽然安理会不会就同一个议案做两次表决，但是并没有限制就同一件事情提出不同的议案。
更重要的是，常任理事国的提案有优先表决权。
也就是说，只要另外两个常任理事国不出来捣乱，中国就能够一直发起提案，直到获得满意的结果。
问题是，周润康也不是决策者。
虽然是闭门会议，但是安理会的表决结果根本不是秘密。
次日，中国国民议会就针对出兵危地马拉的议案举行了最后一轮辩论，并且订在十一月议会复会之后进行表决。
显然，席存瑞必须感谢中国的法定节日。
大战后，因为太多的军人退役复员，一下多出了上千万的社会劳动力，所以国民议会通过了好几项与节假日有关的法案，把主要的传统节庆都定为了法定节日，强制规定企业与政府机关必须给予员工假期。
显然，国民议会也不例外。
公历十月份，法定假日有两个，一是中秋节、二是重阳节。当然，某些年份，这两个节日不一定都在十月份。
所幸的是，一九六六年，这两个节庆都在十月。
这就意味着，十月下旬，国民议会要休会数日，到十一月初才会复会。
这让席存瑞获得了宝贵的机会。
国民议会休会期间，席存瑞逐一找各个党派的领袖进行了私下会谈，尽一切可能的争取国民议会能够给出最有利的表决结果。
席存瑞做了最大的努力，至于结果如何，他却没有半点把握。
原因很简单，国民议会议员都是不折不扣的政客，党派领袖更是政客中的佼佼者，而政客的话最不可信。
显然，如果席存瑞相信了政客的承诺，他就不配住进总统府。
十一月三日，国民议会复会。
虽然辩论已经结束，但是应几位主要党派领袖的要求，国民议会又进行了三天的特别辩论，即主要由政党领袖发言。
十一月六日，席存瑞抓住了最后的机会，去国民议会进行陈述演讲。
这是总统的特权，即在国民议会完成辩论，进行表决之前，总统有权对议案做最后的陈述。
上午，在席存瑞进行了陈述演讲之后，国民议会进行了暂时休会。
表决在下午进行，席存瑞借此机会，再次约见了几名主要政党领袖，提醒他们信守之前做出的承诺。
席存瑞的要求很简单，给安理会一些时间。
表决开始之后，席存瑞按照惯例离开了国民议会。
中国实行的是总统议会制，即总统是通过全国大选产生的，并不由议会推举产生，因此总统不是议员，在议会里没有席位。正是如此，总统无权参与议会的表决，还必须在议会表决时回避。
席存瑞只能返回总统府，等待最终的表决结果。
显然，这等待十分痛苦。
事实上，对重大议案的表决，本身就是一件非常烦琐的事情。
虽然在技术手段上，已经可以提高表决效率，但是国民议会依然采取最为原始的表决方式，即举手表决。如此一来，就需要仔细清点表决结果，还需要反复审核，以确保表决结果真实无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