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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存敬、康怀英、王重师在易州驻扎个三月后，朱温见幽、定二州已然稳固，便命他们回师南下。众将领命，率领大队汴军从易水南回，欲借道定州城下，以威慑王处直。王处直听说后，即令众将各率所部兵士埋伏于外城，以备不测。汴军南去后，定州众将收了伏军，但却没有回营，而是突然前往博陵坊，四面围攻李应之府第。李应之寡不敌众，被乱箭射死在府中。众将衣不解甲，又各自率军直逼牙帐，请王处直将王都杀了。王处直大惊，说道：“李应之有罪，一个小孩子又有什么罪过？如果你们要杀他，就先把我杀了吧。”
众将不好硬逼，只好放过了王都。
次日，王处直为安抚众军，把各都将全都召到了府上，对参与围捕李应之的将士分别厚加赏赐。众将心中大安，但他们万没想到，就在王处直在厅堂颁赐奖赏之时，王都却悄悄地躲藏在内室之中，将所有参与之人，全都登记在了一个帐薄上。
王处直及定州诸将并不知道，这个王都，也就是“云郎”，实乃李应之私生之子。
说来也巧，王处直的夫人当年还真的怀上了孩子，而且，几年内，连续生下了王郁、王威等几个儿女……
就在汴军横行河朔之时，朝廷之中又在祸胎暗结了。
昭宗自华州回到长安不久，枢密使朱道弼、景务修等宦官又开始狼狈为奸、专横跋扈了。昭宗甚为忧心，经常与崔胤等大臣暗地里商议，意欲除去宦官。宦官们知道后，也整日里在一起密谋，想要除去崔胤等大臣。因此，南、北司互相憎恨猜忌，各自暗结藩镇，互相倾轧。人称“良相”的王抟，为人明达大度，深恐南北司之争，又会导致朝廷生乱，于是劝昭宗道：“为人君者，当识大体，持公允，不能有所偏私。宦官擅权的危害，谁人不知？然而其势甚大，难以立时去除，须等待时机，慢慢根除。请陛下慎言微行，以免加速奸变。”
昭宗将此话转告给了崔胤，崔胤本就与王抟不睦，趁机对昭宗道：“王抟此言是在怪罪陛下，看来，他已成为朱道弼等阉官的外援了。”昭宗闻言，也对王抟生了疑心。
恰在此时，广州清海行军司马刘隐的表章到了，说是身兼清海节度使的薛王李知柔病重了。王抟建议让崔胤充清海节度使，昭宗也未多想，就答应了。崔胤却认为王抟这是在排斥自己，心中对他就更加嫉恨了，遂遣人请朱温代为保奏。不久，朱温表章送达朝廷，朱温奏道：“崔胤才大功高，不可擅离辅弼之地。王抟与宦官、敕使互相表里，臣担心他们会危害社稷。”
昭宗不敢得罪朱温，只得下诏召回崔胤。崔胤此时已行至湖南，接诏后大喜，当即星夜兼程地回到了长安。崔胤刚一到京，就鼓动昭宗下诏，将朱道弼、景务修分别流放欢州、爱州；王抟先是被罢为工部侍郎，后又被贬为溪州刺史，几天后又被贬为崖州司户。
王、朱、景三人刚刚离京，崔胤又鼓动昭宗下诏：赐三人自尽！王抟死于蓝田驿，朱道弼、景务修则死于灞桥驿。自此之后，崔胤权倾内外，而宦官们表面上对他甚为畏服，但暗地里却更加怀恨了。
崔胤犹不知足，自觉另一位宰相——太保徐彦若比自己官位还高，心中很不是滋味，急欲寻机加害。徐彦若很快就觉察到了，便想寻机离开长安。此时，各藩镇皆为强臣占据，只有广州是薛王李知柔为节度使，徐彦若便以薛王病重为由奏请替代，昭宗答应了他。
徐彦若到广州后不久，李知柔就病逝了。不到一年，徐彦若也病逝了。徐彦若临终，表奏刘隐为清海节度使，此是后话。
徐彦若离开朝廷后，昭宗即以刑部尚书裴贽、礼部侍郎杨涉为宰相。
朱道弼、景务修死后，宦官们人人自危，再加上昭宗心情郁闷，纵酒解愁，稍不如意就打骂左右侍奉太监，更使得太监们个个如履薄冰，日日提心吊胆。左军中尉刘季述、右军中尉王仲先、枢密使王彦范、薛齐渥等大为忧心，整日里在一起密谋，刘季述道：“当今主上为人轻佻，喜怒无常，难以侍奉，而且只听任于南司，我等之命早晚难保。不如奉太子为主，尊主上为太上皇”。
王仲先道：“若如此，南司定当不服，该当如何？”
刘季述道：“咱们可以岐州、华州之兵为外援。”
薛齐渥道：“此事若能成，我等性命也就无忧了”。
不久，朱温遣李振来京，名义上是来朝贺，实则是探听虚实。
唐时，大多藩镇均在京城设有藩邸，并委派进奏官，以负责本藩镇与朝廷的一切来往事宜。李振抵达长安后，寓居于宣武藩邸。时为宣武进奏官的程岩对李振道：“昨日，刘中尉听说先生来京，就想让其侄刘希贞来与先生商议大事，不知先生愿意一见吗？”
李振此时正想了解朝廷内情，便答应一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