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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伯方哈哈一笑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本是我辈求学的不二法门。如郑兄贤仲昆这般闭门造车，却怕是缘木求鱼，难得真解呢。”
郑知并未动怒，平静地说：“李兄如此信心十足，想来多年游学，另有所得。于此玄坛再开之际翩然赴会，必是有备而来。这几日老朽几个也说得够了，今日便由李兄登坛，一说经义如何？”
李伯方点点头道：“固所愿也，不敢请尔！如此李某放肆了！”
郑知微微一笑，行礼下坛，便由李伯方在坛上畅言经义，自己在坛下与众人一同细心倾听。
李伯方毫不推辞，开言便讲自家经解。与卢鸿所言气学不同，李伯方解经，却以“性情论”为其根本。
原来唐时佛教大兴，儒学大家，多对佛学颇为排斥。但每逢佛、儒论辩时，儒学往往难占上风。究其原因，一则佛家因果轮回报应之说，颇得凡夫俗子之心，儒学于神鬼之说，并无经典可据，解说纷纭，难得百姓支持；二则佛家理论结构颇为严密，尤其于性、情等论述，很是深入，提倡灭情空性，许多才华出众的学士，也往往为其迷惑。而当时儒学大家攻击佛教，也只能以佛教“费财”、“伦常”、“夷夏”等方面加以批判，从理论根本而言，不占优势。
这李伯方游学四方，自然也少不得于各佛门中人辩论，于性情之说，感触极深。故在十年前玄坛讲经时，提出了“性情论”的说法，以性为天地万物之根本，天性即道；情为性之外在，表现多般，有善有恶。天性是为根本，人情却是外务。唯有扫去诸般外情杂念，才能去情见性，明了天道。
李伯方此说，其实也是受佛教影响得来，颇有根基可寻，对于接受佛学思想洗礼的学人，更是容易接受。盖佛教视情爱人性，为苦难之源，必要去情去爱，方可解脱。故有谒言：“由爱故生忧，由爱故生怖；若离于爱者，无忧亦无怖。”
“性情说”虽然不似佛教般尽灭人情，但于情中之负面影响，强调颇多，言道灭除外情，方是明心见性，上达天道的正途。
十年前，李伯方在玄坛讲经时，初次提出“性情说”，实在是让郑族三老应付吃力。因儒家亚圣孟子，是力持“性善说”的。李伯方以性为善，以情多恶，阐述去情见性的道理，实在是很容易被人接受。
只是此次却不同以往，卢鸿并郑族三老所持气学立论本自高超，又经数日诸多大家共同完善，“天人合一”的理论已经被在座多数人所接受。李伯方推崇天道，贬低人情的“性情说”相比之下，就显得狭隘多了。
但李伯方这十年来行遍四方，所见既广，所历亦多，口才便给，竟也侃侃而谈，自有一番风度。只是待他讲法完毕，郑知上坛来，与李伯方细细咨询交锋时，李伯方便立呈不敌之态。
盖李伯方的“性情说”，多由佛教中观点演化而来，初闻自易为人接受，只是总是旁门左道，不是堂堂正正的路子。而气学的“太虚即气，天人合一”以及“诚明”之道，全是出自《易》、《孟子》、《礼》等儒家经典，只是未曾有人将之系统厘清、构建分明罢了。如《孟子》中便道：“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等言，直可为气学一张眉目。开坛以来诸人闻得卢鸿及三老解说，早已深入人心，此时双方交战，立时便见高下。
李伯方见形势不好，眉头一皱，便向坛边一位老仆施了个眼色。（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