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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红旗所属的知青点在袁家大队，位于长岭东面，距离县城有四十多里地。沿途全是土路、烂路。
大太阳天儿，曲学文驮着曲卓行在弯弯绕绕坑凹不平的路上，一会儿的功夫，身上衣服就被汗浸透了。
后座的曲卓也不好受，抱着曲红旗装维修工具的木头箱子，脑袋晒的冒油，屁股颠的发木。
关键是昨个肋骨挨得那一下挺狠，都青了。一颠簸就疼的不敢喘气，只能看着周围的光景分散精力。
眼下的长岭，跟曲卓小时候的记忆差不太多。大片大片的耕地，种满了豆子、小米和苞米。唯一的艳色，只有星星点点的黄色大花。
那是向日葵，今后这片地界主要的经济作物之一。但眼下还不行，产量太低，只在边边角角的地方种了一些。
沿途能看到稀稀落落的村落，基本都是土坯草顶的老房子，大多数还糊着窗户纸，连玻璃窗都没有。极其偶尔的，才能看到一两间砖瓦房。
在曲卓的印象中，眼下的场景持续了很多年，差异只在于人口越来越多，村落越来越大。砖瓦盖的新房子多了，土坯草房就显得少了。
真正的变化，出现在他上高中和大学的那些年。村与村之间的土路逐渐被水泥路和柏油路取代，逼仄的老房子也彻底消失了。
等他三十来岁的时候，百姓越来越富裕，去大城市讨生活的人越来越多，街面上疯跑的孩子越来越少。有几所小学因为招不到生员，只能跟别的学校合并，甚至关门。
等到他四十多岁时，不少村子的空置率达到了四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即便在县城里，也看不到多少年轻人的身影。孩子就更少了，满眼的暮气沉沉。
心里感慨着时代的变迁，耳朵听着“学文大哥”不厌其烦的叮嘱，时间在不经意间溜走。
十一点多，水里捞出来似的曲学文，把曲卓送到了袁家大队。没去知青点，直奔大队长姜福友家。
姜福友没在，他媳妇郑桂芝正做晌午饭呢。热情的把俩人让进院里，支使闺女姜玉兰去大队部喊人，然后不顾阻拦打了几个鸡蛋加菜。
不多时姜福友小跑着回来，刚进院就乐呵的吆喝：“学文来啦？”
“福友叔。” 曲学文客气的打过招呼，指了下曲卓：“红旗受伤了，我送他回来。”
“受伤了？”姜福友看向曲卓，见他半边脸有点肿，眼珠子一瞪：“红旗，谁欺负你了？”
“没让人欺负，他昨个去县城……”曲学文真事儿似的把曲卓“见义勇为”的经过讲了一遍。
“好小子！”姜福友拍了拍曲卓的肩膀：“给咱大队长脸了。正好晚上放电影，咱开个大会，好好给你宣扬宣扬。”
“不用，这事儿吧…涉及到受害那姑娘的名声，得低调点。这两天县里应该有奖状下来。”曲学文拦了一句。
边解释边从兜里掏出一沓钱，中间还卷着几张粮票和肉票：“姜叔，红旗的体格太差了。我奶的意思是，您隔三差五让他搁你家吃一口，知青点那伙食……。”
不等曲学文把话说完，姜福友就强硬的把钱和票推回去：“你给我收回去，添双筷子的事儿。”
郑桂芝也在一边帮腔：“学文，就咱两家的关系，你这不骂人一样嘛！以后天天让红旗搁俺家吃，让老太太放心吧。”
“不是，这钱不是我家的，是打伤红旗那小子赔的……”
曲卓一听，不对呀，赔的那一百块钱已经在他兜里了。正要拦着，曲学文瞪了他一眼：“没你说话的份儿，听安排就行！”
把曲卓的话堵回去，曲学文把钱和票硬塞给姜福友，边往外走边说：“叔，婶儿，我下午得值班，先走了哈。”
“不行，吃了饭再走！”姜福友伸手拽人，曲学文挣开拉扯，出院子推上自行车助跑几步上车，紧着蹬了两下回头喊：“下午徐大夫有事儿，我得盯着，真不能耽误。”
“……这小子，真夹生！”姜福友气得够呛，回头瞅着曲卓又换上笑脸：“那啥，红旗呀，你身上有伤，进屋歇着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