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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9日，星期一
咖啡馆很热闹，是一家连锁店的分店。东西通通是绿色或者褐色，但都是一次性的，尽管——根据墙壁上贴着的海报看来——都很环保。我的咖啡盛在一个纸杯里，杯子大得吓人，纳什医生坐在我对面的扶手椅里。
这是我第一次有机会仔细看他；或者至少是今天的第一次，所以对我来说具有同样的意义。我刚刚吃完早餐收拾好东西，他便打来了电话——打到那个翻盖的手机上——大约一个小时后来接了我，那时我已经读完了大部分日志。驱车前往咖啡馆的路上我盯着窗外。我感到困惑，非常困惑。今天早上醒来时—— 尽管我不能肯定我知道自己的名字——不知道什么原因，我知道我已经成人而且做了母亲，尽管我没有料到自己是个中年人，而且我的儿子已经死了。到现在为止这一天混乱无比，让人惊讶的事情一件接着一件——浴室里的镜子、剪贴簿、接着是这本日志——最让人震惊的念头是我不相信我的丈夫。遇上这些以后我就不愿意再深挖其他什么东西了。
可是现在，我能看出他比我料想的要年轻，尽管我在日志里写道：他不用担心发胖，可我发现这不代表他跟我原来猜想的一样瘦。他的身材结实，身上过于宽大的夹克更加让他显得虎背熊腰，一双前臂上出人意料地长着浓密的体毛，偶尔从外套的衣袖里露出来。
“你今天感觉怎么样？”我们刚刚坐定，他问。
我耸耸肩：“我不知道，感觉糊里糊涂的，我想。”
他点了点头：“说下去。”
我推开纳什医生给我的曲奇，我没有点饼干，但他给我了。“嗯，我醒来隐隐约约地知道我是一个成年人，我没有意识到我已经结婚了，可是发现有人跟我在同一张床上的时候我并不觉得特别奇怪。”
“这很好，不过——”他开始说。
我打断了他：“可是昨天我在日志里说我醒来知道自己有丈夫……”
“你还在记日志吗？”他说，我点了点头。“今天你把它带来了吗？”
我带来了，在我的包里。但里面有些事情我不想让他看，不想让任何人看到。私密的事情。我的经历。我唯一拥有的经历。
我记下的关于他的事情。
“我忘了带。”我撒谎道。我看不出他是不是有些失望。
“好吧。”他说，“没有关系。我明白，某天你还记得一些事情可是第二天似乎又忘掉了，这确实让人沮丧。不过仍然是进展，总的来说你记起的比以前多了。”
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不是仍然贴近事实。在这本日志的最初几个记录里，我记录了我的童年、我的父母、跟最好的朋友一起参加的派对。我见到年轻时候的自己和我的丈夫，见到我们刚刚相爱的时候，见到我自己写小说。可是自此以后呢？最近我一直只看到我失去的儿子和造成今天这种局面的那次袭击，说不定对待这些事情最好的办法是忘记。
“你说本让你烦恼？他告诉你的失忆症的原因让你烦恼？”
我咽了一口唾沫。昨天记录下的东西似乎已经变得很遥远，脱离了我的生活，变得几乎虚无缥缈。一场车祸。在一个酒店房间里发生的袭击。二者似乎都跟我没有什么关联。可是除了相信自己记录的是事实，我别无选择。我必须相信本真的撒了谎，没有告诉我我怎么会变成这样的。
“说下去……”他说。
我从本讲的车祸故事开始说起，一直说到我记起的酒店房间，不过我没有提到在回忆起酒店一幕时我和本**的事情和酒店里的浪漫景象——那些鲜花、烛光和香槟。
说话的时候我观察着他，他偶尔小声说几句鼓励的话，中途甚至抓了抓下巴、眯起了眼睛，不过那种神情与其说是惊讶，不如说是若有所思。
“你知道这些，是吧？”讲完后我说，“你早就知道这些了？”
他放下了饮料：“不，不清楚。我知道造成你失忆的不是一场车祸，可是直到那天读了你的日志我才知道本一直告诉你原因是车祸。我也知道你……出事……你失忆的那天晚上一定在一家酒店里待过。不过你提到的其他细节都是新的，而且据我所知，这是你第一次自己记起事情。这是个好消息，克丽丝。”
好消息？我想知道他是否觉得我应该高兴。“这么说那是真的？”我说，“不是因为车祸？”
他顿了一下，接着说：“是，不是由于车祸。”
“可是你读日志的时候为什么不告诉我本在说谎？你为什么不告诉我真相？”
“因为本一定有他自己的理由。”他说，“而且告诉你他在撒谎感觉不对劲。当时不行。”
“所以你也骗我？”
“不。”他说，“我从来没有对你撒过谎。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你是由于一场车祸变成今天这样的。”
我想到了今天早晨读过的内容。“可是那天，”我说，“在你的诊所里，我们谈到了这件事……”他摇了摇头。
“当时我说的不是车祸。”他说，“你说本告诉过你事情是怎么发生的，所以我以为你知道真相。不要忘了那时我还没有看过你的日志，我们肯定是把事情弄混了……”
我能看出来事情是怎么弄混的。我们两人都绕开了一个话题，不愿意指名道姓地谈起。
“那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说，“在那家旅馆的房间里？我在那里做什么？”
“我知道得不全。”他说。
“那就告诉我你知道的。”我说。这些话冒出来的时候带着怒火，可是要收回已经太迟。我看着他从裤子上掸掉一块并不存在的面包屑。
“你确定你想知道吗？”他说。我感觉他是在给我最后一次机会。你还来得及放手，他似乎在说。你还可以继续你的生活，不用知道我要告诉你的东西。
但是他错了。我不能。没有真相，我现在的生活是支离破碎的。
“是的。”我说。
他的声音很慢，支支吾吾的。他蹦出几个词，却说不完一整句话。这个故事是一个螺旋，仿佛缠绕在什么可怕的东西周围——最好不要提起的东西——它跟咖啡厅里惯常的闲聊形成了滑稽的比照。
“是真的。你受到了袭击。是……”他顿了一下。“嗯，非常糟糕。发现你时你在乱走，看上去很迷茫。你身上没有任何证件，而且不记得你是谁、发生过什么事，头部受了伤。警方刚开始以为你被抢劫了。”又是一阵沉默，“发现你的时候你裹着一条毯子，浑身是血。”
我觉得自己身上发冷。“是谁找到我的？”我说。
“我不清楚……”
“是本？”
“不，不是本，不是。是一个陌生人。不管是谁，他让你平静下来了，还叫了救护车。当然，你被送进了医院，你有内出血，需要紧急手术。”
“可是他们怎么知道我是谁？”
有那么可怕的一会儿，我想或许他们从来没有找出过我的身份。也许所有的一切，我的整个经历甚至我的名字，都是被发现的那天别人加给我的。即使亚当也是。
纳什医生说话了。“这并不困难。”他说，“你是用自己的名字住进酒店的，而且本在别人发现你之前已经联系了警方报告了你的失踪。”
我想到了敲响房间门的人，那个我一直在等待的人。
“本不知道我在哪里？”
“不。”他说，“他显然不知道。”
“他知道我是跟谁在一起吗？谁袭击了我？”
“不。”他说，“警方从来没有就此逮捕过任何人。证据很少，而且毫无疑问你无法协助警方调查。据推断，那个袭击你的人抹去了旅馆房间里的所有痕迹，留下你逃跑了。没有人看到任何人进去或离开。显然那天晚上酒店里很热闹——有个房间在开宴会，进进出出的人非常多。袭击发生后一段时间你可能失去了意识，你下楼离开酒店是在午夜，没有人看见你离开。”
我叹了口气。我意识到警方肯定在多年以前就已经结案了。对所有人——甚至是本——这不是新闻，而是老旧的历史，除了我。我永远不会知道是谁袭击了我，不会知道为什么。除非我记起来。
“后来呢？”我说，“我被送进医院以后呢？”
“手术是成功的，不过出现了继发性的症状。手术后稳定你的病情显然很困难，尤其是你的血压。”他顿了一下，“有一阵你陷入了昏迷。”
“昏迷？”
“是的。”他说，“当时你随时都有危险，不过，嗯，你很幸运。你所在的医院很好，他们积极地采取了治疗，把你抢救回来了。可是后来却发现你失去了记忆。刚开始他们认为可能是暂时的，是脑损伤和缺氧症的共同作用，那是一个合理的假设——”
“对不起。”我说，“缺氧症？”这个词让我停了下来。
“对不起。”他说，“通俗的说是缺乏氧气。”
我觉得天旋地转，一切都开始收缩变形，似乎在越变越小，或者我在变大。我听见自己在说话：“缺氧？”
“是的。”他说，“你有脑部严重缺氧的症状。有可能的原因是一氧化碳中毒——不过没有发现相关证据——或者颈部受压导致窒息，你脖子上的痕迹也与此相符。不过最有可能的解释是濒临溺死。”他停顿了一下，等我消化他告诉我的东西。“你记得什么有关溺水的事情吗？”
我闭上了眼睛。我只看见枕头上放着一张卡，上面写着我爱你。我摇了摇头。
“你康复了，可是记忆没有改善。你在医院住了一两个星期，刚开始在重症监护病房，然后在普通病房，等可以转院以后你就回了伦敦。”
回了伦敦。当然。我是在酒店附近被发现的；一定离家有些距离。我问发现我的地方在哪里。
“在布赖顿。”他说，“你知道你为什么会在那儿吗？跟这个地方有什么联系吗？”
我努力回想自己的假期，却什么也没有想起来。
“不。”我说，“什么也没有。反正我不知道。”
“什么时候去那里看看，也许有帮助。看看你还记得什么？”
我觉得自己身上涌起一股寒意。我摇摇头。
他点了点头：“好吧。当然，你在那儿的可能原因很多。”
是的，我想。但只有一个牵扯到了摇曳的蜡烛和玫瑰花束，却不涉及我的丈夫。
“是的。”我说，“当然。”我有点好奇我们中有谁会提到“外遇”这个字眼，还有本在发现我到了哪里以及为什么到那里之后的感受。
那时我突然想到了本为什么要对我隐瞒失忆真正的缘由。他没有理由要提醒我曾经——不管时间有多么短暂——我选择了另外一个男人，而不是他。我感到一阵寒意。我把另外一个男人置于我的丈夫之上，现在回头看看我付出了什么代价。
“后来呢？”我说，“我搬回去跟本一起住了？”
他摇了摇头。“不，不。”他说，“你病得还是很重，你不得不留在医院里。”
“多久？”
“刚开始你是在普通病房，待了几个月。”
“然后呢？”
“转病房了。”他说。他犹豫了一下——我以为要开口让他说下去——接着说，“到精神科病房。”
这个词让我吃了一惊。“精神科病房？”我想象着那些可怕的地方，挤满了号叫的、错乱的疯人。我无法想象自己会待在那里。
“是的。”
“可是为什么呢？为什么会到那儿？”
他说话的声调很轻，可是语气隐隐透露出了恼火。突然间我感觉很确定我们曾经经历过这一切，也许还经历过很多次，大概是在我开始记日志之前。“那里更安全。”他说，“那个时候你身体上的伤已经好得差不多了，可是你的记忆坏到了最低谷。你不知道你是谁或在哪里，你出现了妄想的症状，说医生们阴谋对付你，你一直试着逃跑。”他等了一下，“你变得越来越难以控制。给你换病房既是为了保护你自己的安全，也是为了其他人的安全。”
“其他人？”
“偶尔你会大打出手。”
我努力想象那是什么情形。我想象有人每天醒来都感到迷茫，不知道他们是谁、在哪里，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在医院里。想要寻求答案，却找不到。周围的人对他们的了解比他们自己还要多。那一定是地狱一般的经历。
我记得我们在谈论的是我。
“然后呢？”
他没有回答。我看见他抬起了眼睛，目光越过我落在咖啡馆的门上，仿佛他在观察着、等待着。可是那儿一个人也没有，没有人开门，没有人进来或者离开。我很好奇他是不是真的在想着逃跑。
“纳什医生，”我说，“然后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在那里待了一段时间。”他说。现在他的声音几乎低成耳语了。我想，以前他告诉过我这些，可是这次他知道我会写下来，这些东西伴随我的时间不再是几个小时。
“多久？”
他一句话也没有说。我又问了一遍。“多久？”
他看着我，脸上的表情既是悲伤又是痛苦。“7年。”
他付了账，我们离开了咖啡馆。我感到麻木。我不知道自己原本在期待什么、原来猜想病得最厉害的时候是在哪里熬过的，可是我没有想到会是在那里，与此同时经受着各种各样的痛苦。
我们走在路上，纳什医生向我转过身来。“克丽丝。”他说，“我有一个建议。”我注意到他说话时口气很随便，仿佛他是在问我最喜欢哪种口味的冰激凌。一种只可能是假装出来的随意。
“说下去。”我说。
“我想如果去看看那间你住过的病房可能会有点帮助。”他说，“你在那里待了很长时间。”
我马上有了反应，不由自主地喊：“不！”我说，“为什么？”
“你在经历回忆。”他说，“想想我们去拜访你的老房子时发生了什么事。”我点了点头。“那个时候你想起了一些事情，我想这种情况可能还会发生，我们可以激发更多回忆。”
“可是——”
“你不一定要去。不过……嗯，我会说实话。我已经跟他们联系过、作了安排。他们很高兴欢迎你去，欢迎我们去。什么时候都行。我只需要打个电话，让他们知道我们动身了。我会和你一起去。如果你觉得痛苦或者不舒服，我们可以离开。会没事的。我答应你。”
“你觉得这可能会帮我好起来吗？真的？”
“我不知道。”他说，“不过有可能。”
“什么时候？你想什么时候去？”
他停下了脚步。我意识到停在我们旁边的车一定是他的。
“今天。”他说，“我认为我们应该今天去。”接着他说了一些奇怪的话。“我们没有时间了。”
*****
我不一定要去。纳什医生没有强迫我同意去。可是，尽管我不记得这样做了——实际上记不起的东西太多了——我一定是答应了。
路途不长，我们沉默着。我什么也想不到，想不到什么可说的，没有什么感觉。我的头脑一片空白，干干净净。我把日志从包里拿出来——也不管我已经告诉纳什医生没有带——开始写最新的记录。我想把我们谈到的每一个细节都记下来。我静悄悄地地记着，几乎不假思索。停下车穿过有消毒水味道的走廊时我们没有说话，走廊闻起来像陈咖啡和新鲜涂料混杂在一起发出的气味。人们坐在轮椅上、吊着输液瓶从我们身边经过。墙壁上的海报有些脱落。头顶上的灯闪烁着发出嗡嗡声。我脑子里只有在这里度过的7年。那感觉像一生一般漫长，可是我却一点儿也不记得。
我们在一扇双层门外停了下来。“费舍尔病房”。纳什医生按下墙上对讲机的一个按钮，对着它小声说了几句话。他错了，门打开的时候我想。我没有挺过那场袭击。打开那扇旅馆房间门的克丽丝·卢卡斯已经死了。
又是一扇双层门。“你没事吧，克丽丝？”他说。这时第一扇门在身后关上，把我们封在了两扇门之间。我没有回答。“这是安全病房区。”我突然确信身后的门是永远关闭了，我再也出不去了。
我吞了一口唾沫。“我知道了。”我说。里层的门正在打开，我不知道会在门后面看见什么，也简直不敢相信我曾经在这里待过。
“准备好了吗？”他说。
一道长长的走廊。我们经过时，走廊的两侧开着一些门，我可以看到门后是带玻璃窗户的房间。每间屋子里有一张床，有的叠了被子有的没有，有的有人睡，大多数却是空的。“这里的病人病因多种多样。”纳什医生说，“有很多是精神分裂，不过也有双相障碍、急性焦虑、抑郁的。”
我看着一个窗口。一个女孩正坐在床上，赤身**地盯着电视。另一个房间里坐着一个男人，前后摇晃着，用两只胳膊抱着自己，似乎在抵御寒冷。
“他们都被锁起来了吗？”我说。
“这里的病人都是根据《 精神健康法 》关起来的，也叫做隔离。把他们放在这儿是为他们好，虽然违反了他们的意愿。”
“为了他们自己好？”
“是的。他们要么会给自己带来危险，要么会威胁到别人，必须把他们放在安全的地方。”
我们继续向前走。我经过一个女人的房间时她抬头看了看，尽管我们对上了目光，可是她的眼睛里却没有什么表情，相反她一巴掌扇在自己脸上，眼睛一直看着我，当我向后缩了一缩时她又扇了自己一耳光。一幕图像从我的面前闪过——小时候去参观动物园时看见一只老虎在它的笼子里走来走去——我把幻觉赶开继续向前走，下定决心左右两边都不看。
“他们为什么把我送到这儿来？”我说。
“在此之前你被安置在普通病房里，跟其他人一样有张床位。那时有些周末你会在家里过，跟本在一起，可是你变得越来越难管了。”
“难管？”
“你会走丢。本不得不把屋子的大门锁起来。有几次你变得歇斯底里，坚信他伤了你，你是被强行锁起来的。当你回到病房后好了一阵子，可是后来你在那里也出现了类似的行为。”
“所以他们必须找到办法把我关起来。”我说。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护理站。一个穿制服的男人坐在办公桌后面，正在一台计算机上输入东西。我们走过去，他抬起头说医生马上就来。他请我们坐下，我瞄了瞄他的脸——歪鼻子、金色耳钉——希望能有些线索找到一丝熟悉的感觉。什么也没有。这个病房似乎完全是陌生的。
“对了。”纳什医生说，“有一次你失踪了大概4个半小时。警察找到了你，在一条运河旁，你的身上只穿着睡衣和袍子。本不得不去警局接你。你不肯跟任何一个护士走，他们没有选择。”
他告诉我那以后本马上着手张罗给我换病房。“他认为精神科病房不是最合适你的地方。他是对的，真的。你对你自己或者其他人都没有危险，整天跟病情比你严重的病人在一起甚至可能让你的情况变得更糟。他写信给医生、医院院长、你的下院议员，可是没有别的去处。”
“接着，”他说，“有个给脑部受重伤的人开设的住宿中心成立了。他努力游说，有人对你进行了评估而且认定合适，不过费用成了问题。本不得不暂时离职来照顾你，因为付不起钱，但他没有放弃。显然他威胁要把你的故事向媒体公布，于是就此开了一些会议、有了一些申诉，不过最后他们同意支付费用，你作为一个病人进入了中心，政府同意只要你还没有完全康复便会为你支付住院期间的费用。你是在大约10年前搬到那里的。”
我想到了我的丈夫，努力想象他写一封封信、四处张罗、拉起声势。似乎并不可能。今天早上我遇见的男人似乎非常谦恭。不是软弱，而是随和。他不像那种兴风作浪的人。
我不是唯一一个被我的伤改变了个性的人，我想。
“中心相当小。”纳什医生说，“只是在康复中心的一些房间，住户并不多。很多人来帮着照顾你，在那儿你多了一些独立性，处境很安全，情形也改善了。”
“但我没有跟本住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