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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2日，星期一
时钟刚刚报过4点，天开始黑了。现在本还不会回家，但我一边坐着写日志一边还是留意着他的汽车声。鞋盒放在我脚边的地板上，里面包裹这本日志的棉纸掉了出来。如果他回家的话我会把日志放进衣柜告诉他我一直在休息。这的确是说谎，不过也不是什么弥天大谎，而且想要为自己的日志内容保密没有什么错。我必须写下见到的、了解到的。但那并不表示我想让别人——不管是谁——读到它。
今天我跟纳什医生见面了。我们面对面地坐着，中间隔着他的书桌。他的身后是一个文件柜，柜顶放着一个塑料的大脑模型，从中间切开，像一个橙子一样分开。他问我进展得怎么样。
“还好吧。”我说，“我想。”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从今早醒来开始的几个小时是我可以清楚记得的唯一一段时间。我遇到了我的丈夫，仿佛是初遇，虽然我知道那不是事实；接到了我的医生的电话，他告诉我这本日记本的事情。接着午饭后他来接我，驱车带我来到他的这个诊所。
“我写了日志。”我说，“在你打过电话以后。上周六。”
他似乎很高兴：“你觉得有点用吗？”
“我觉得是的。”我说。我告诉他我记起的回忆：派对里的女人、知道父亲病情的那一幕。我一边说话他一边做笔记。
“现在你还记得这些东西吗？”他说，“今天早上醒来记得这些东西吗？”
我犹豫着。实情是我不记得，或只记得其中一些。今天早上我读了星期六的记录——读到了我和丈夫一起吃的早餐，还有国会山之行。它感觉和小说一样不真实，跟我毫无关系，而且我发现自己在一遍又一遍地读同一节，试图把它在我的脑子里粘牢，修补好它，整个过程花了我不止一个小时的时间。
我读着本告诉我的事情：我们是怎么相识怎么结婚怎么生活的，可我什么感觉也没有。不过其他一些东西留了下来。比如说那个女人——我的朋友。我不记得细节——不管是烟火派对，还是在屋顶跟她在一起、遇见一个叫基斯的人——但对她的记忆仍然存在，今早当我一遍又一遍地读着周六的记录时，更多的细节浮现了。她活力四射的红头发、她偏爱的黑色衣服、打上装饰钉的皮带、猩红唇膏，还有她抽烟的模样——仿佛那是世界上最酷的事。我记不起她的名字，但现在回忆起了我们相识的那天晚上，是在一个笼罩着香雾的房间里，屋里满是口哨声、弹球机的“嘣嘣”声和点唱机尖细的声音。我问她要火，她给了我一根火柴，然后做了自我介绍并建议我加入她和她的朋友。我们喝了伏特加和啤酒，后来当我把这些东西几乎全吐出来时，她抓着我的头发不让它掉进马桶里。“我想我们现在绝对是朋友了！” 当我勉强站稳的时候，她大笑着说，“我才不会为随便一个人这么做呢，知道吧？”
我谢了她，仿佛为了解释刚才做的事情，我没头没脑地告诉她我的父亲死了。“他妈的……”她说，她不再醉醺醺地发傻，而是迅速变得充满了同情心——这是她第一次在我面前体现出这种转变，以后她又做过许多次——她带我回到她的房间，我们吃着面包喝着黑咖啡，一直听着唱片，谈着我们的生活，直到天蒙蒙亮。
她的画在墙上和床尾堆得到处都是，素描册乱七八糟地散在房间里。“你是个艺术家？”我说，她点了点头。“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在大学里。”她说。我记得她告诉我她正在学艺术。“当然最后我只能当个老师，不过人是要做梦的。对吧？”我笑了。“你呢？你学什么？”我告诉了她我学英文。“啊！”她说，“那你是想写小说呢还是教书呢？”她笑了，并非不友善，但我没有提到来这儿之前我还在房间里写的故事。“不知道。”我反而说，“我猜我跟你一样。”她又笑了，说：“好吧，敬我们！”我们用咖啡干杯，我感觉——好几个月来第一次感到——事情终于好起来了。
我想起了这一切，费尽心力地搜寻那个记忆的空洞，试图找到任何可能引发回忆的微小细节，这让我筋疲力尽。可是跟我的丈夫在一起的回忆呢？它们已经不见了。那些叙述连一点儿残留的记忆的火花都没有打燃，仿佛不仅国会山之行没有发生过，而且他告诉我的事情也没有发生过。
“我记得一些事情。”我对纳什医生说，“年轻时候的事情，昨天想起来的，它们还在，而且我可以记起更多的细节了。可是我完全不记得我们昨天做过的事情。星期六发生的也不记得。我可以试着营造一个我在日记里描述过的场景，但我知道那不是记忆，我知道只是我想象出来的。”
他点了点头：“你还记得前天的什么事吗？记得任何一个你写下来的小细节吗？那天晚上，比如说？”
我想起了我记下的睡前的一幕。我意识到自己感到内疚，内疚的是尽管他善良体贴，我却没有办法回应我的丈夫。“不。”我说谎道，“什么也没有。”
我不知道他要采取什么别的做法我才会想抱他在怀里，让他爱抚我？送花？巧克力？是不是每次他想做爱都需要来一个浪漫的开场，仿佛是第一次？我意识到了诱惑的大道对他是如何大门紧闭。他甚至没有办法放我们婚礼上一起跳的第一支舞曲，或者按我们第一次约会外出时吃的菜单重新摆上一遍，因为我不记得。在任何情况下我都是他的妻子；当他想发生关系时他不该不得不勾引我，仿佛我们刚刚第一次遇见。
但是不是曾经有一次我同意了他的要求，甚至想跟他做爱呢？有没有过我醒来时残留的记忆足够支撑欲望，因此心甘情愿的时候呢？
“我甚至不记得本。”我说，“今天早上我完全不知道他是谁。”
他点了点头：“你想记得吗？”
我几乎笑了起来。“当然！”我说，“我想记起我的过去。我想知道我是谁、跟谁结了婚。这些都是同一件事——”
“当然。”他说。他停顿了一下，把手肘搁在书桌上用手捂着脸，似乎在仔细考虑该说些什么或者怎么说，“你告诉我的事情很让人鼓舞，这表明记忆没有完全丧失，问题不在于存储，而在于读取。”
我想了一会儿，然后说：“你是说我的记忆在那儿，只是我没有办法触及它们？”
他笑了。“如果你这么理解的话，”他说，“的确就是那样。”
我感到又沮丧又心急：“那我要怎么做才能记起来更多东西？”
他向后仰，看着面前的文件。“上周，”他说，“在我给你日志的那天，你记下我给你看了你小时候的家的照片吗？我把它给你了，我想。”
“是的。”我说，“我记了。”
“看到那张照片之后，比起刚开始我没有给你看照片前问你以前住的地方，你似乎又记起了许多东西。”他停顿了一下。“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不过我想看看如果给你一些你不记得的时期的照片会发生什么事。我想看看你能想起什么。”
我有点犹豫，不确定这条路会通向哪里，但这无疑是一条我必须走的路，别无选择。
“好吧。”我说。
“好！今天我们只看一张照片。”他从卷宗的背面取出一张照片，绕过书桌坐到我的身边，“在看照片之前，关于你的婚礼你还记得什么吗？”
我已经知道那儿什么也没有。就我而言，我和今早醒来睡在身边的那个男人的婚姻根本没有发生过。
“不。”我说，“没有。”
“你确定吗？”
我点点头。“是的。”
他把照片放在我前面的书桌上。“你是在这里结的婚。”他说着用手指敲敲它。相片上是一座教堂，小巧玲珑，有个矮矮的屋顶和一个小尖顶。全然陌生。
“想起了什么？”
我闭上眼睛努力清空脑海。看到了水。我的朋友。一个瓷砖铺的地面，黑白相间。没有别的了。
“不。我不记得曾经见过它。”
他看上去有点失望：“你确定吗？”
我又闭上了眼睛。黑暗。我努力回想我的婚礼当天，想象本和我，一个穿着西装一个穿着结婚礼服站在教堂门前的草地上，可是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没有记忆。悲伤涌上了我的心头。跟所有新娘一样，我一定花了好几个星期策划我的婚礼，挑我的礼服、焦急地等待着改好尺寸，找好发型师，考虑怎么化妆。我想象自己苦苦地思考着菜单，挑选圣歌和鲜花，一直希望那天能够达到我高得不得了的期望。可是现在我却无法知道它是否满足了我的期望。它被夺走了，每一丝痕迹都被擦干净了。除了我嫁的男人，一切都没有留下来。
“不。”我说，“什么也没有。”
他拿走了照片。“根据你早期进行的治疗的记录，你是在曼彻斯特结的婚。”他说，“那个教堂叫圣马可。这是一张最近的照片——是我唯一能够找到的一张——但我想它现在的样子跟当时差不多。”
“我们没有婚礼的照片。”我说。这句话既是一个疑问，又是陈述一个事实。
“是的，丢了。显然丢在你家的火灾里了。”
我点点头。听他这么说似乎让这番话变得可信了，让它更加真实，仿佛他医生的身份令他的话比我丈夫的更具权威。
“我什么时候结婚的？”我问。
“上世纪80年代中期。”
“在我的意外之前——”我说。
纳什博士看上去有些不自在。我不知道我是否跟他谈过让我失忆的那场意外。
“你知道你的失忆症是怎么引起的吗？”他说。
“是的。”我说，“那天我跟本谈过。他告诉了我一切，我记在日志里了。”
他点了点头：“你有什么感觉？”
“我不知道。”我说。事实是我不记得那场意外，因此它似乎并不真实。我所拥有的不过是它留下的结果、它把我变成的模样。“我觉得我应该恨那个对我做了这些的人。”我说，“尤其是因为他们至今还没有被抓到，没有因为让我变成这样而受到惩罚，没有为毁了我的生活付出代价。可奇怪的是我不恨，真的。我恨不起来。我无法想象他们的样子，就像他们甚至不存在一样。”
他流露出失望的表情。“你是这么想的吗？”他说，“你的生活被毁了？”
“是的。”过了一会儿我说，“是的。这就是我的想法。”他沉默了。“不是吗？”
我不知道自己期望他怎么做或说些什么。我猜我有点想让他告诉我我错得多么厉害，让他试图说服我我的生活是有价值的。但他没有，他只是直直地凝视着我。我注意到他的一双眼睛是多么惊人。蓝色，带着灰色的斑点。
“我很抱歉，克丽丝。”他说，“我很抱歉。但我在尽我所能，而且我想我可以帮到你，真的。你必须相信这一点。”
“是的。”我说，“我相信。”
他把手放在我的手上，在我们中间的书桌上。感觉沉甸甸的，温暖。他捏了捏我的手指，有那么一秒钟我感到尴尬，为他，也为我自己，但后来我看着他的脸，看见了悲伤的表情，随即意识到他的动作是一个年轻的男人在安慰一个年长的女人，仅此而已。
“对不起。”我说，“我要去洗手间。”
我回来时他已经冲上了咖啡，我们坐在桌子的两边小口喝着饮料。他似乎不愿意对上我的目光，转而翻起桌上的文件，狼狈地把它们叠在一起。起初我以为他对捏了我的手不好意思，但接着他抬起头说：“克丽丝。我想求你一些事。两件事，实际上是。”我点点头。“首先，我已经决定写下你的病例。它在这个领域非常不寻常，而且我认为把病例细节让医学界更多的人知道是真正有益的。你介意吗？”
我看着办公室书架上随意摆成堆的期刊。他是打算这样推进他的职业生涯吗，或者让其更加稳妥？ 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在这里的原因？有一会儿我想过告诉他我希望他不用我的故事，但最后我只是摇摇头说：“不介意。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