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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治与王瘦石密谈一番,让他派人盯紧丘行恭与薛万彻,毕竟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一旦这两人“身在曹营心在汉”,实质上乃是太子“密间”,那么晋王一系将遭遇灭顶之灾,断无幸免之理……
好在王瘦石隐身黑暗之中数十年,先后在高祖、先帝两代帝王身边承担培训密谍、操练死士之重任,对于这等安插眼线、探听虚实的事情极为拿手。
旋即,李治召集萧瑀褚遂良前来议事,将两封信笺递给两人传阅。
萧瑀看过信笺,目光停留在第一封“庙号太宗,谥号文皇帝”的字眼上,幽幽叹了口气,语气有些唏嘘:“陛下一生波澜壮阔,少时纨绔、青年奋进、中年成就帝业,功勋赫赫、名垂青史……结果到头来,也不过这寥寥数字,囊括一生。”
任你帝王将相、人间富贵,却依旧不能摆脱生死大限,人间草木非比永恒星辰,大有一种“皇图霸业不过黄土一抷”的寂寥凄凉……
“哼!”李治怒哼一声,愤然道:“简直胡扯!太子也是个没孝心的,父皇一生功业千古罕有,文韬武略举世无双,居然谥号只是简简单单一个‘文皇帝’,简直岂有此理!”
褚遂良愕然:“那殿下以为该当如何?”
李治显然对此耿耿于怀:“父皇文韬武略,天纵奇才,单只一个‘文’字有失偏颇,不能让后世子孙感受父皇之惊才绝艳!”
褚遂良与萧瑀互视一眼,面面相觑。
所谓“庙号”起源于商朝,对国家有大功、值得子孙永世祭祀的先王,就会在其死后建立庙堂享受香火血食,并且特别追上庙号,以视永远立庙祭祀之意。当时庙号只有三种:创基立业曰“太”、功高者曰“高”、中兴者曰“中”,另外按照“祖有功而宗有德”的标准,给予祖或宗的称号。
周朝没有延续商朝的庙号制度,只用谥号制度,及至秦始皇登基之后一并废黜,盖因这位千古一帝认为无论庙号或谥号都是死后追上,必然出现“子议父、臣议君”之情况,是为不忠不孝。
汉朝之时虽然恢复了庙号制度,但对于追加庙号一事极为慎重,故而两汉皇帝个个有谥号,却极少有庙号。大名鼎鼎的“文景之治”当中的汉景帝刘启便没有庙号……由此可见庙号之珍贵,非有大功绩之帝王不可得。
然而魏晋南北朝之时中原混乱、政权更迭,各地各族武装势力你方唱罢我登场,为了标榜自己的正统地位,将庙号慎用之原则彻底打碎,无论德行、功绩是否匹配,已成为每一个皇帝都能够享受的尊荣。
另外,唐朝以前以谥号称呼君主,唐朝以后以庙号称谓帝王……
创基立业曰“太”,故而李二陛下的庙号“太宗”名副其实,并无不妥,李治也没有异议。
谥号之中,“文”“武”都是极佳的褒义词,上上之选。李二陛下十六岁便鼓动高祖皇帝于晋阳起兵反隋建立大唐,其后更是连年征战纵横疆场大败四方诸侯,为大唐统一天下立下赫赫战功,继而玄武门之变、东征高句丽等等战事,可谓一生都与军事割舍不断,或者更适合一个“武”字的谥号。
但问题在于,高祖皇帝李渊的谥号是“太武皇帝”,李二陛下是儿子,肯定要避讳,“武”字自然不能用……所以退而求其次,谥号为“文皇帝”合情合理。
见到李治依旧为此忿忿不平,萧瑀劝慰道:“如今佞贼窃据庙堂,亵渎神器,殿下且先忍耐,待到他日反攻长安、拨乱反正之时,自然可以对先帝之庙号、谥号予以更改,天下谁人不服?”
你如今再是生气也不过是无能狂怒罢了,有能耐你打回长安逆而夺取,效仿你爹当年之旧事,到时候你想给你爹任意庙号、谥号,谁敢反对?
李治深以为然:“便改为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
褚遂良忍不住提醒道:“殿下莫非忘了,高祖皇帝的谥号便是‘太武皇帝’,父子两代帝王,总不能都用‘武’字,需得避讳。”
李治哼了一声,道:“那将皇祖父的谥号改一改不就得了?反正皇祖父虽然占据反隋立堂的名分大义,实则全无功绩不过是坐享其成而已,优柔寡断、赏罚不明,如何配得上一个“武”字?以本王所见,‘神尧皇帝’这个谥号就不错。”
皇祖父那一套治国理念倒是与尧舜之时垂拱而治略有相同,尧舜皆为上古明君,想来以此为谥,也不委屈皇祖父……
褚遂良大惊失色:“殿下焉能如此?必将遭致物议沸腾、天下攻讦!”
萧瑀却沉吟不语。
时至今日,追随高祖皇帝的那些文臣武将早已凋零殆尽,便是宇文士及这样当年与高祖皇帝亲近者,都早已成为李二陛下的心腹,就算有人想更改高祖皇帝的谥号,也不会有多少人站出来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