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1章 西方哲学的传入(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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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哲学系统都可能被人误解和滥用,新儒家的两派也是这样。照朱熹的说法为了了解永恒的理,原则上必须从格物开始,但是这个原则朱熹自己就没有严格执行。在他的语录中,我们看到他的确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进行了某些观察,但是他的绝大部分时间还是致力于经典的研究和注释。他不仅相信有永恒的理,而且相信古代圣贤的言论就是这些永恒的理。所以他的系统中有权威主义和保守主义成分,这些成分随着程朱学派的传统继续发展而日益显著。程朱学派成为国家的官方学说以后,更是大大助长了这种倾向。

对于新儒家的反动

陆王学派就是反对这种保守主义的革命,在王守仁时期,这种革命运动达到最高潮。陆王学派用简易的方法,诉诸每个人直觉的知识,即良知,也就是各人“本心”内在的光明。陆王学派,虽然始终没有像程朱学派那样为国家官方承认,却和程朱学派一样的有影响。

但是王守仁的哲学也被人误解和滥用。照王守仁的说法,良知所直接指导的是我们意志或思想的伦理方面。它只能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但是不能告诉我们怎么做。要知道在一定情况下怎么做我们应该做的事,王守仁说还必须根据实际情况研究实际做法。可是后来他的门徒发展到似乎相信,良知本身能够告诉我们一切,包括怎么做。这当然是荒谬的,陆王学派的人也确实吃尽了这种谬论的苦头。

在前一章的结尾,我们已经看到,王守仁用禅宗的辩论方法批评佛家。这样的一种辩论方法,恰恰是最容易被人滥用的。有一个讽刺故事,说是有个书生游览一个佛寺,受到执事僧人的冷遇。有一个大官也来游览,却受到最大的尊敬。大官走了以后,书生就问僧人为什么待遇不同。僧人说:“敬是不敬,不敬是敬。”书生就照僧人脸上狠狠打了一耳光。僧人愤怒地抗议道:“你为什么打我?”书生说:“打是不打,不打是打。”王守仁的时代过后,这个故事流传开来,无疑是批评王学和禅宗的。

王守仁生活在明朝(1368—1643),这是一个汉人的皇朝,取代元朝(1280—1367)的蒙古人皇朝。明朝被国内革命和外部侵略所推翻,代之以清朝(1644—1911),在中国历史上,这是第二次非汉人统治全国,这一次是满人。可是对于中国文化,满人比蒙古人百倍同情。清朝的前二百年,整个地说,是中国内部和平和繁荣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在某些方面,中国的文化有了重大进展;但是在其他方面,这个时期滋长了文化的和社会的保守主义。官方方面,程朱学派的地位甚至比前朝更为巩固。非官方方面,对程朱学派和陆王学派在清朝都发生了重大的反动。反对程朱陆王的领袖人物,都谴责他们在禅宗和道家影响下,错误地解释了孔子的思想,因而已经丧失了儒家固有的实践方面。有人攻击说:“朱子道,陆子禅。”在某种意义上,这种谴责并不是完全不公正的,这从前两章就可以看出来。

可是从哲学的观点看来,这种谴责完全是不相干的。正如第二十四章指出的,新儒家是儒家、佛家、道家(通过禅宗)、道教的综合。从中国哲学史的观点看来,这样的综合代表着发展,因此是好事,不是坏事。

但是在清朝,儒家的正统地位空前加强,谁若说新儒家不是纯粹儒家,就等于说新儒家是假的,是错的。的确,在新儒家的反对者看来,新儒家之害甚于佛、道,因为它表面上符合原来的儒家,更容易欺骗人,从而把人们引上邪路。

由于这个缘故,清代的学者们发动了“回到汉代”的运动,意思就是回到汉代学者为先秦经典所作的注释。他们相信,汉代学者生活的时代距孔子不远,又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因此汉儒对经典的解释一定比较纯粹,比较接近孔子的原意。于是,他们研究了浩繁的汉儒注释,都是新儒家所摒弃的,他们将这种研究称为“汉学”。这个名称是与新儒家对立的,他们称新儒家为“宋学”,因为新儒家的主要学派兴于宋代。从18世纪到本世纪初,清儒中的汉学与宋学之争,是中国思想史上最大的论争之一。从我们现在的观点看,它实际上是对古代文献进行哲学解释与进行文字解释的论争。文字解释,着重在它相信的文献原有的意思;哲学解释,着重在它相信的文献应有的意思。

由于汉学家着重于古代文献的文字解释,他们在校勘、考证、语文学等领域做出了惊人的成绩。他们的历史、语文学和其他研究,的确是清代文化最大的独特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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