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章 儒家的独尊和道家的复兴(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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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不仅在年代上继承秦朝,而且在许多方面也是继承秦朝。它巩固了秦朝首次实现的统一。

统一思想

为达到巩固统一的目的,秦采取了许多政策,其中最重要的是统一思想的政策。秦统一六国之后,丞相李斯上书始皇帝,说:“古者天下散乱,莫能相一。……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所建立。今陛下并有天下,辨白黑而定一尊。而私学乃相与非法教之制。……如此不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史记·李斯列传》)

然后李斯提出极端严厉的建议:一切史记,除了秦记;一切“百家”思想的著作和其他文献,除了由博士官保管的,除了医药、卜筮、种树之书,都应当送交政府烧掉。至于任何个人若想求学,他们都应当“以吏为师”。(见《史记·秦始皇本纪》)

始皇帝批准了李斯的建议,于公元前213年付诸实施。这虽然是彻底扫荡,实际上却不过是长期存在的法家思想合乎逻辑的应用而已。韩非早已说过:“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韩非子·五蠹》)

李斯建议的目的很明白。他肯定是希望只有一个天下,一个政府,一个历史,一个思想。所以医药之类实用方技之书免于焚烧,用我们现在的话说,是因为它们是技术书籍,与“意识形态”无关。

可是,正是秦朝的残暴促使它迅速垮台,汉朝继之而兴,大量的古代文献和“百家”著作又重见天日。汉朝统治者们虽然不赞成其前朝的极端措施,可是他们也感到,如果要维持政治上的统一,还是一定要统一帝国内的思想。这是统一思想的第二次尝试,是沿着与秦朝不同的路线进行的。

汉武帝(公元前140年至前87年在位)进行了这一番新的尝试,他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

公元前136年左右,董仲舒在对策中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他在对策的结论中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汉书·董仲舒传》)

武帝采纳了这个建议,正式宣布儒学为国家官方学说,《六经》在其中占统治地位,当然,儒家要巩固这个新获得的地位,需要用相当时间从其他对立的各家中择取许多思想,从而使儒学变得与先秦儒学很不相同。前一章我们已经讲到,这个折中混合的过程是怎样进行的。而且自从武帝以后,政府总是使儒家比别家有更好的机会来阐发他们的学说。

董仲舒所说的大一统原则,也在《春秋公羊传》中讨论过。《春秋》第一句是:“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传》的解释中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据董仲舒和公羊学派说,这个大一统,就是孔子作《春秋》时为他的理想中的新朝代制定的纲领之一。

武帝根据董仲舒建议而实施的措施,比起李斯向始皇帝建议的措施,要积极得多,也温和得多,虽然两者的目的同样地在于统一整个帝国的思想。汉朝的措施,不是像秦朝的措施那样不加区别地禁绝一切学派的思想,造成思想领域的真空,而是从“百家”之中选出一家,即儒家,给予独尊的地位,作为国家的教义。还有一点不同,汉朝的措施没有颁布对于私自教授其他各家思想的刑罚。它仅只规定,凡是希望做官的人都必须学习《六经》和儒学。以儒学为国家教育的基础,也就打下了中国的著名的考试制度的基础,这种制度是用于扩充政府新官员的。这样一来,汉朝的措施实际上是秦朝的措施与以前的私学相调和的产物。这种私学,自孔子以后越来越普遍了。有趣的是,中国第一个私学教师,现在变成了中国第一个国学教师。

孔子在汉代思想中的地位

这样做的结果,孔子的地位在公元前1世纪中叶就变得很高了。大约在这个时期,出现了一种新型的文献,名叫“纬书”。纬,是与经相对的,譬如织布,有经有纬。汉朝许多人相信,孔子作了《六经》,还有些意思没有写完,他们以为,孔子后来又作了《六纬》,与《六经》相配,以为补充。所以,只有《六经》与《六纬》的结合,才构成孔子的全部教义。当然,这些纬书实际上都是汉朝人伪造的。

在纬书中,孔子的地位达到了空前绝后的高度。例如,有一篇春秋纬,名叫“汉含孳”,它写道:“孔子曰:丘览史记,援引古图,推集天变,为汉帝制法。”另一篇春秋纬,名叫“演孔图”,说孔子是黑帝的儿子,还列举了孔子生平的许多奇迹。这都是荒诞的虚构。这些纬书把孔子说成超人,说成神,能预知未来。这些说法若真正统治了中国,孔子的地位就类似耶稣的地位,儒家就成了地道的宗教了。

可是不久以后,儒家中具有现实主义和理性主义头脑的人,针对这些关于孔子和儒学的“非常可怪之论”,提出了抗议。他们认为,孔子既不是神,也不是王,只是一个圣人。孔子既没有预知有汉,更没有为任何朝代制法。他不过继承了过去伟大传统的文化遗产,使之具有新的精神,传之万世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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