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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洋，浩瀚无垠的海洋！长9000海里，平均宽度2700海里，面积2500万平方海里。这么重要的海洋，也许除了迦太基人和那些沿着欧洲和非洲西海岸航行的古代荷兰商人以外，古人对它几乎一无所知。这片海洋平行曲折的海岸环抱着一片幅员辽阔、由世界最大的河流浇灌的土地，圣一劳伦斯河、密西西比河、亚马逊河、拉普拉塔河、奥里诺科河、尼日尔河、塞内加尔河、易北河、卢瓦尔河和莱茵河把最文明国度和最野蛮国家的水流汇集到它的怀抱！它那平坦、壮阔的洋面上，不同国籍的船只飘扬着世界各国的旗帜川流不息；而在它的两端是两个令航海家望而生畏的海角：合恩角和暴风角！
鹦鹉螺号经过三个半月的航行，行程近一万法里，相当于环绕地球一圈以上。现在，它正在大西洋上劈波斩浪。它要驶向哪里？未来等待着我们的又是什么呢？
鹦鹉螺号驶出直布罗陀海峡以后，一直在远洋航行。它又重新浮出洋面，而我们也恢复了在平台上的日常散步。
我由尼德·兰和龚赛伊陪伴，立即登上了平台。在距离12海里的地方隐约可见西班牙半岛的西南尖角——圣维森提角。这天，海上刮着相当强劲的南风，海浪翻腾，波涛汹涌，鹦鹉螺号左右直晃，随时有巨浪打上来，我们几乎无法再呆在平台上了。因此，我们贪婪地呼吸了几口空气，又回到了舱里。
我回到了自己的卧室，龚赛伊也回到了自己的房舱。可是，加拿大人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也跟着我来到我的卧室。我们匆匆通过了地中海，他没能实施自己的计划，也无法掩饰心中的失望。
卧室的门被关上以后，他坐了下来，愣愣地看着我，一言不发。
“尼德友，”我安慰他说，“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是，你根本不必自责。在鹦鹉螺号当时的情况下，除非是疯了，才会想到逃走！”
尼德·兰没有回答。他那禁闭的嘴唇和紧锁的眉头说明，他的脑海里萦绕着一个固定不变的强烈念头。
“再说，”我继续说道，“并非一切希望都已破灭。我们正沿着葡萄牙海岸北上，离法国和英国不远。在那里，我们很容易找到逃跑的机会。啊？如果鹦鹉螺号出了直布罗陀海峡以后，向南航行，如果它把我们带到远离大陆的海域，那么我也会像你一样担忧。可是，我们现在知道了，尼摩艇长并不回避交通繁忙的海域。我以为，再过几天，我们就能比较安全地采取行动。”
尼德·兰越发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终于开口说话了。
“就定在今晚。”他说道。
我猛地站了起来。我得承认，自己没有料到他会说这话。我想回答这个加拿大人，可不知怎么说好。
“我们早已说定要等待时机，”尼德·兰继续说道，“时机，我已经等到了。今晚，我们离开西班牙海岸只有几海里。今天是月黑夜，又是刮拍岸风。阿罗纳克斯先生，您答应过我，现在就看您的了。”
见我始终一言不发，加拿大人站起身来，走近我说：
“今天晚上九点。我已经通知龚赛伊了。那时候，尼摩艇长在他自己的房舱，或许已经躺下睡觉。轮机长和水手们都不会发现我们。我和龚赛伊登上中央扶梯。您呢，阿罗纳克斯先生，您就留在距离我们两步远的图书室里等待我的信号。桨、桅、帆都已经放在了小艇里，我甚至还备了一点吃的。我已经弄到一把活络扳手，用来起掉把小艇固定在潜艇上的螺栓。可以说，一切都准备就绪。今晚见！”
“可海况不好。”我说道。
“我知道，”加拿大人回答说，“但总得冒点风险。为了自由，付出这点代价也值。再说，小艇非常坚固，顺风行驶几海里算不了什么。谁知道，我们明天是否会航行在远离海岸100法里的远海？但愿情况对我们有利，到了晚上十点和十一点之间，我们要么在陆地的某一地点登陆，要么就是死亡。那么，就让上帝保佑我们吧！晚上见！”
说完，加拿大人退了出去。我简直被惊呆了。我曾经以为，到时候，我会有时间考虑和讨论这个问题的。可是，我这个固执的同伴现在不容我这样做。事到如今，我还能跟他说什么呢？尼德·兰完全有理。今晚可以说是一个不错的机会，他要利用这个机会。难道我能收回自己说过的话，担待为了纯粹的个人利益而耽误同伴前途的恶名吗？明天，尼摩艇长难道不会把我们带到远离陆地的远海？
这时，响起了一阵相当大的流水声，它告诉我潜艇上的储水舱正在灌水，鹦鹉螺号将潜入大西洋的波涛之中。
我呆在自己的房舱里，想回避尼摩艇长，不让他发现我内心的不安。我度过了痛苦的一天，在对恢复自由的渴望与对离开神奇的鹦鹉螺号而导致自己的海底研究半途而废所感到的遗憾之间左右为难！就这么离开这个海洋，“我心爱的大西洋”——我多么喜欢这样称呼她——而没有观察到她的底层，没有像揭示印度洋和太平洋的秘密那样去揭示她的秘密。我的小说刚开始写第一册就得停笔，我的梦做到最美好的时候就中断了。时而，我看到自己和同伴们已经安全登陆；时而，我又不由自主地希望出现某种意外的情况，阻止尼德·兰的计划的实施。我就这样度过难熬的几个小时。
我两次来到客厅，想看看罗盘，希望知道鹦鹉螺号是在靠近海岸，还是远离海岸。它既没有靠近也没有远离海岸，而始终还在葡萄牙海域沿着大西洋海岸北上。
这样看来，只能拿定主意，准备逃走。我的行李不重，只有一点笔记。
至于尼摩艇长嘛，我在想，他会如何看待我们的逃离，他会因此而产生什么担忧，遇到什么麻烦？如果我们的逃跑计划被泄露或失败了，那么他会做些什么？当然，我没有什么可埋怨他的；相反，应该感激他，因为没有人会像他那样坦诚、好客。我离他而去，也不能说是忘恩负义，我们与他之间没有任何誓约。他是诉诸武力，而不是凭借我们的誓言，永远把我们留在他身边的。但是，那种公开承认的、把我们永远囚禁在潜艇上的奢望足以为我们种种逃跑的企图开脱。
自我们一起游览桑托林岛以来，我没有再见到艇长。在我们离开之前，是否会碰巧遇见他？我既想又怕。我侧耳倾听，是否能听到他在我隔壁的房间里走动。我没有听到任何声响，他大概不在自己的房间里。
于是，我终于暗自思忖，这个怪人不会不在潜艇上吧。自从小艇为了执行一项神秘的任务而离开鹦鹉螺号的那个夜晚，我对他的看法略微有所改变。无论尼摩艇长嘴上怎么说，我想，他可能与陆地仍保持着某种形式的联系。难道他从不离开鹦鹉螺号？那么，怎么会常常一连几个星期见不到他。在这段时间里，他在做些什么呢？当我认为他在犯愤世嫉俗的毛病时，他难道不会在远处做某种迄今我不知其性质的秘密勾当吗？
所有这些想法和其他许许多多的念头同时纠缠着我。鉴于我们所处的特殊情形，这样的猜测只能是没完没了。我感到一种无法忍受的焦虑不安。我觉得，这一天的等待就像是永恒。我心急如焚，嫌时间过得太慢。
像往常一样，我在自己的房间里用晚餐。我忧心忡忡，毫无食欲。七点，我离开餐桌，距离我同尼德·兰和龚赛伊汇合的时间还有120分钟。我得一分一分地数着度过这段时间。我更加焦急不安，心脏在剧烈地跳动。我开始坐立不安起来，在房间里来回走动，想借此来平静内心的焦虑。想到我们可能会死于这次卤莽的行动时，我倒并不怎么难受。但是，想到在离开鹦鹉螺号之前我们的计划就被发现，我们重新被押解到怒不可遏甚或因为我背信弃义而痛苦不堪的尼摩艇长面前时，我的心都快要跳出来了。
我想再去看一眼客厅。于是，我走过纵向通道，来到自己曾度过那么美好、有益的时光的陈列室。我犹如一个被判处终身流放、永远不得返回故里的犯人，临行前贪婪地扫视着这里所有的财宝和珍藏。这里的自然奇珍，这里的艺术杰作，我一生中有那么多的日子是在它们中间度过的，而我将永远地离它们而去。我真想透过客厅的舷窗再扫视一下大西洋的深层水域，舷窗的防护板关得严严实实，而一层钢板外套把我和我还不熟悉的大西洋隔开。
我就这样扫视了一遍客厅，我走到开在墙隅、通往尼摩艇长房间的门旁。我大吃一惊，这扇门半掩着。我不由自主地退了回来。要是尼摩艇长在自己的房间里，那么他就会发现我。然而，我没有听到任何动静，于是轻轻地走过去，他的房间空无一人。我推开房门，往里面走了几步。尼摩艇长的房间总是像僧房一样简朴。
这时，几幅挂在墙上的铜版画吸引了我。第一次参观这个房间时，我未曾注意到这些画。那都是些历史伟人的肖像，他们毕生献身于人类某种伟大理想的实践。在“波兰完了”的呐喊声中倒下的英雄柯斯丘什科[1]、现代希腊的莱奥尼达斯[2]——博扎里斯[3]；爱尔兰民族的捍卫者奥·康乃尔[4]；美利坚合众国的缔造者华盛顿；意大利爱国人士马宁[5]；被一名南方黑奴制度拥护者刺杀的林肯；最后是为黑色人种的解放事业而牺牲的烈士约翰·布朗[6]，就如同维克多·雨果笔下描写的悲壮场面一样，被吊死在绞刑架上。
这些伟人的英灵和尼摩艇长的心灵之间难道存在着什么相通的地方？我是否最终能够从这些悬挂在一起的肖像中发现他的生平秘密呢？他难道是被压迫人民的捍卫者，被奴役种族的解放者？难道他曾经参加过本世纪最后发生的历次政治与社会变革运动？难道他是参加了了不起的美国独立战争——可歌可泣的战争——的英雄之一？
突然，时钟敲响了八点。钟锤打在铃上发出的第一下响声把我从遐想中惊醒过来。我打了一个寒颤，似乎房间里有一只看不见的眼睛能够窥视我灵魂深处的秘密。于是，我匆匆退出艇长的房间。
我回到了客厅，把目光投向了罗盘。我们一直在往北行驶；测速仪指示着中等航速；气压表显示，我们在大约60英尺深的水域航行。看来，情况对实施加拿大人的计划十分有利。
我回到自己的卧室，穿上了暖和的潜水靴、水獭帽和海豹皮里丝质面料的外套。我准备就绪，我等待着。潜艇上只有螺旋桨转动发出的嗡嗡声。我竖起耳朵在倾听。我忧虑万分，会不会忽然听到一阵喧闹声，告诉我尼德·兰在实施其逃跑计划时被当场扭获？我尽量强迫自己镇静，但无济于事。
九点还差几分，我把耳朵贴在尼摩艇长卧室的门旁，里面毫无动静。我离开自己的卧室，重新来到客厅。客厅里灯光昏暗，空无一人。我打开通向图书室的门。图书室里一样是昏暗的灯光，一样的空无一人。我在通往中央扶梯梯笼的门附近坐了下来，等待尼德·兰的信号。
这时，螺旋桨的转速明显地减慢，随后便完全停止了。鹦鹉螺号为什么要改变航行速度？这次停机是有利于尼德·兰计划的实施，还是会妨碍它的实施，我无可奉告。
潜艇上一片寂静，只能听到我心跳的声音。
突然，我感觉到一下轻微的碰撞。我明白，鹦鹉螺号刚刚停泊在大西洋海底。我老是等不来加拿大人的信号，心里加倍担忧起来。我正想去找尼德·兰，说服他推迟行动计划，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不是在正常情况下航行。
这时，客厅的门打开了，尼摩艇长出现在客厅里。他一看见我，便不加寒暄、和蔼地对我说：
“啊，教授先生，我到处在找您。您是否了解你们的西班牙历史？”
此时此刻，我神不守舍，脑子里一片空白。哪怕能把自己国家的历史倒背如流的人处于我现在的处境，也一定是说不上一句来。
“哎？”尼摩艇长继续问道，“您听到了我的问题吗？您了解西班牙历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