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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的时光,就在刘备的东巡中倏忽而过。
从二月初出发,视察关东五州各地的民生恢复情况,如今已是七月。
巡狩的轨迹,也已经走完了豫州、兖州、徐州、青州,经过了冀州的渤海郡,回到了刘备的故乡幽州。
还剩最后两三站、个把月的时间,就要回雒阳了。
五个多月走下来,刘备看到了太多民间疾苦、满目疮痍。但也看到了希望,各种战后重建的生机。
为了与民休息,他把随驾的军队人数也尽量压低,只带了五万骑兵跟着走,其他决战时调动的大军全部遣归各处粮草丰足的州郡就食。
五万人看似还是很多,但相比于皇帝出巡,其实已经算克制了。尤其今年才刚刚统一,各地曹军溃兵和流散饥民、贼寇形成的匪患还很严重。
刘备亲自巡视途中,都遇到并顺手剿灭了三四股从数千人到上万人规模的匪患。按照历史的规律,朝代重新统一整合后,至少花两三年把主要匪患肃清,已经算很快了。
如今这个时节,淮南地区今年的第一季早稻,已经顺利收获、晒干入库,虽然有些局部天灾、水旱,但百姓总体来说收成还过得去。
北方的麦作区,倒是根据纬度不同,还分别需要一两个月,才能完成秋粮的收割和晾晒。
北方百姓暂时还得在缺乏主食的饥饿生存环境中,忍耐一段时间,靠夏季刚成熟的乱七八糟蔬菜撑过去。
朝廷为了体现陛下的恩德、与原先刘和袁绍曹操执政的不同,在年初时倒是宣布了一项恩旨,让大汉子民都可以缓一口气,感受统一带来的红利:
大汉全境范围内,免除所有人头税一年——这儿的人头税是广义的,包括租庸调输。也就是所有按人口直接计征的田赋纳粮、户调纺织品(也可以交钱)、徭役和运输,都全免。
而关东今年新光复的五州,加上去年光复的幽州,还可以额外得到一年的田赋豁免、两年的徭役和户调豁免。
换言之,关东百姓可以连续两年不纳粮,三年不服徭役不交丝织品/铜钱。
之所以粮食税不能完全连免三年,也是考虑到关东地区官仓里存粮也很少了,连续完全不收的话,当地的官员粮俸和驻军军粮都会出现困难。
而且粮食又沉重,消耗量巨大,都从后方益州荆州运过来,哪怕有了南阳运河和讨虏渠,可毕竟几千里的水路路程摆在那儿呢,至少一两倍的损耗,划不来。
所以,宁可从今算起、第三年就在关东恢复征粮。可以以后收成天气不好的时候,再间隔留一年免征,只要别好几年连在一起免征,朝廷的行政系统就能扛住。
至于“连续几年减半征、按比例减征”这种馊主意,李素是不会给刘备出的,就算李素这么拍脑门,以刘巴的智商也肯定会劝谏。
这个逻辑现代人或许难以理解,但汉末的古人非常理解——征税是需要成本的,官员、税吏、兵丁,一层层人手动员下去催缴,收一半是那么多成本,收全部差不多也是那么多成本,高不了多少。
所以,既然收了就收足,要不就干脆一整年某块税源直接砍掉。
别搞半吊子,花两次征税成本、却只征上来一次的量,这不受二茬罪么。
……
当然了,即使是设计到如此微妙的征收减免、体恤百姓。
可如果朝廷的治理能力和经济建设水平没跟上的话,搁大汉朝十几年前的旧国情、这样的减免比例,就几乎相当于一切全免了,朝廷肯定会难以运作维持。
但对章武六年的大汉来说,所有人头计税的税赋徭役全免,还不至于彻底伤筋动骨。因为一切工商税都是不免的,照征不误。
这一切,都要感谢朝廷在统一天下之前,已经在关中和南方发展了最多十二年之久的工商业。
早在章武四年,当时的光复区一年的工商税总额就可以达到四五十亿钱。
竟能超过按平价计算的田赋和户调,仅仅只是低于全国百姓每年的徭役折算工价。
(注:但因为战乱连年、灾荒依然频发,所以实际上工商税费总额的购买力依然是低于全国田赋的。这个理论值是按照一石稻米折算三百钱来统计的,实际上全国各地的米价多年普遍高于三百钱一石,拿着工商税征来的钱,在荒年和战争年买不到那么多米)
章武五年工商税比章武四年时又稳步略微有升,全国工商税费五十多亿。
到了章武六年,因为关东五州的士绅豪强也可以被征工商税了,哪怕他们已经比较贫穷,商业不发达,多少也能找补一些。初步统计下来,今年预期能收到六七十亿的工商税。
从这个数字里也可以看出,刚统一的关东地区工商业有多孱弱、之前被破坏得有多严重。
包括幽州在内的六个州,全加起来今年预期才十亿出头的工商税。而刘备原有的九州,都五十八亿了。
原有西部和南方加起来,工商税是关东六州五倍多,考虑到人口差距也超过一倍。西部和南部的人均工商税,依然是关东的二点四倍。
不过以后也没必要算那么细了,都是重归大汉子民了嘛。
工商税的支配也比农业税灵活一些,调度方便。不像粮食要仔细核算运输成本、每个州征的粮食都要尽量用在本地,或者最多跨一个州中短途转运。
所以,这七十个亿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大比例向关东的战后重建和赈灾上转移使用。
这一切,才是刘备刚刚打完统一战争,就大规模免税恢复民生的底气。
有了这七十亿,农业和徭役不盘剥,好歹官员团队和必要的军队都可以养活了。
部队太多导致的缺口,可以靠军队暂时种植军屯自养,来填补一部分。将来还可以去芜存菁,循序渐进精简军队规模。
最后,考虑到过渡期还是有一定的匮乏和赈济、救灾需要,丞相李素奏请皇帝允许今明两年、朝廷继续发行打印年号的带息抄引债券。
不过,必须严格控制发行量,章武六年朝廷严格只印发总面额一百亿钱的抄引债券,比前两年分别要降低两到三成。
章武七年更是要控制在新发规模五十亿钱以下,到了章武八年,更是要争取停止新发抄引债券。
这个具体数字并不是李素拍脑门决定的,也是跟刘巴、诸葛瑾等大臣都会商过的。
李素坚持控制规模,也是不希望刘备发债发爽了之后忘乎所以,变得财政支出过于大手大脚,以为自己能凭空创造出货币来。
当然,在讨论的过程中,刘巴也提出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那就是发债规模缩小之后,也要提防民间的“存本取息”承兑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