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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见自己几句评价,竟让陈子昂反应如此激烈,李潼也感受到其人那股强烈的想要获得认同的心情。
这也难怪,抛开眼下的政治际遇不谈,陈子昂在整个唐代文学史上虽然具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但这一地位却并不是在他有生之年确立的。
一个人牛逼不牛逼,自己说了并不算。初唐这个文化氛围,诗则推崇沈宋,文则以苏李称雄。跟这些主流文人相比,陈子昂则更像一个游离于主流圈子之外的边缘人士,所能获得的也仅仅只是小圈子的认可。
单单拿诗来说,陈子昂三十八首《感遇》诗,在整个初唐诗坛,可以说是独一份的存在。正如李潼所言,其辞深邃古拙,换一句话说就是写的实在不够漂亮,虽然传世度不高,但却将初唐诗歌的题材、风格与意境大大扩展。
初唐诗风深承齐梁竞繁巧艳,几无风骨可夸,以初唐四子为首的初唐诗人们虽然各有探索,但走的都不如陈子昂这个四川佬远。或者说陈子昂从启蒙受业伊始,便不是在主流文化圈子中完成,所以其人一出,登时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如果对初唐诗文略有涉猎,可以明显感觉到,陈子昂简直就是诗文领域中的一个独行侠客,凭其一身才情开创出一片新的天地。其诗启李杜,文发韩柳,李潼称其一代先河也的确不是过誉。
李潼这个大文贼欺世盗名,于当世已经颇受推崇,与时下文化圈子也都有着密切的互动。李峤、沈佺期都是他的旧友,苏味道更直接挂职行台。至于盛唐所推崇燕许大手笔的张说,这小滑头更是仗着擅搞交际,在他门下出出入入。
即便如此,他对陈子昂的期待感仍然不减,只因为陈子昂的确是拥有无可取代的地位。陈子昂诗文字里行间都有一种豪纵的开创气象,这是旁人所不及的。
只不过,这种风格、这种性格,未必能够获得统治者的认可。李潼还记得,甚至就连将陈子昂赏识提拔起来的武则天,当年李潼想要将陈子昂召入府内,他奶奶对陈子昂的评价是蜀人好奋声、不堪为宾友。
如今李潼自己当家做主,用人选士自然少了许多顾忌。但其实就连他自己,对陈子昂的欣赏也止于个人的情感,并不会因爱其诗文,便授其机枢。
乔知之见雍王对陈子昂评价如此正面,赏识之情溢于言表,心中也为好友感到高兴,便又连忙说道:“陈伯玉所称者,不惟诗文,于政于事,亦颇削刻之见。旧年同袍戎行,军机涉猎,或无大器之迹可称,但伏而受用,于事无亏。”
李潼闻言后点点头,但还是说道:“陈伯玉因言获罪,甚是可惜。但行台布政于陕西,亦非化外之邦国。虽有拾遗补阙之责任,但征牧之使,亦不敢悖于皇命。”
陈子昂闻言后俯首再拜:“子昂才、性孤僻,无雅正以称。能得殿下片言勉励,感恩肺腑。不敢恃此错幸,反陷殿下不义之中。能得片瓦容此五尺之身,官爵不敢期于怀内。”
神都皇帝陛下对陈子昂的判词实在是太严重,以至于到了群众侧目的程度,以至于李潼也不得不稍存忌讳。眼下彼此人物虽然并不流通,但朝廷也没有合适的借口禁绝民间的往来。
可如果李潼无顾皇帝对陈子昂的指摘而大用其人,这就是在公然挑衅。只凭这一点,原本朝廷许多不能公开去做的围堵之计,都可以直接宣令以禁,乃至于直接插手行台的人事任命。
这样的风险,李潼自然不会去冒,听到陈子昂如此表态,也让他颇感满意,于是便又笑语道:“唐家立业以雄壮,宇内四极,岂不容一二才异之士。若确有捐用之意,择日将行历递给行台,以供录取。”
陈子昂闻言后又是大喜,连连叩谢雍王殿下知遇解厄之恩。
谈完了这一桩事情,接下来氛围更融洽许多,不知不觉,天色渐晚。
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李潼基本上不会留宿于外,眼见天色不早,于席中向李千里稍作致歉,并安排乔知之接下来几天时间负责招待其人,然后便起身告辞。
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在乔知之的安排之下,李千里的日程自被安排的满满的,或在曲江池观戏,或在平康坊听曲,颇有一种乐不思归的状态。
陕西道诸州县贡赋,绝对是一笔数量庞大的财货,朝廷念念不忘的遣人催讨,自然不可能只使李千里一人。可李千里在行台安排下每天在长安城中悠游快活,完全将这件事抛在了脑后,那些随从属官们几乎都找不到他。
正使不问正事,就算那些属官们与行台接洽商谈,可想而知行台对此是什么态度,无非极尽敷衍,甚至连正经的职事官他们都见不到,贡赋补运之事自然更加的无从谈起。
如果完不成朝廷所交代的任务,这些人归都后自然要遭到训斥乃至于贬谪。
李千里对此自然有恃无恐,他如今在朝中的遭遇可谓是跌进了谷底,几乎没有什么下降的空间,否则不至于刚一入京便向永王献计迎回庐陵王。就算这一次无功而返,大不了继续养闲都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