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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征这种观念，是古代许多士人的想法，也是一种古典的小农经济思想，认为重农抑商，最有利于加强控制，有利于安稳。
穷不要紧，只要大家都穷，就稳了。
而抑制工商，很多时间是为了防御贵族豪强与工商的合流，一旦政治和资本再挂沟，以儒家治天下的王朝，就更加难以控制了。
把绝大多数的百姓控制在土地上，甚至禁锢在乡里，这就是皇帝和儒家士大夫们的理想天下，他们甚至还总幻想着恢复到先秦时的井田制度呢。
所谓井田制度，就是把一块地分成九块，每块百亩，然后八丁各耕种边上一块百亩地，中间那块百亩就是朝廷的地，这八丁耕种自己的土地之余，还要合力为朝廷耕种那一百亩地，收获后，中间那块地所得就是朝廷所有，相当于百姓为朝廷服役纳税了。
朝廷以这些公田收入为财政，供应宫廷皇室，朝廷百官，然后以府兵制为军制，闲时为民战时为兵，朝廷也不需要额外再出军费，想象是很美好的。
可是时代在前进，儒家许多人却还总幻想着复古几千年前的制度，无疑就是迂腐了。
不汉是秦朝的军功爵制度，还是汉代的抑兼并打击豪强制度，其实都证明了一点，那就是土地政策这块，其实各朝都很失败，这些王朝的败亡，归根到底，也是土地制度的问题。
而到了魏晋南北朝以来，士族豪强并起，庄园部曲制度盛行，走向了另一条路，形成了无数的门阀士族，中央朝廷控制力大减，结果就是战乱不断，混乱三百年。
隋重新一统天下，改进均田法，行府兵制，推租庸调税法，在统一之初，确实有这个条件，但是经历短暂的开皇盛世之后，才二三十年就已经推行不下去了。隋朝的灭亡虽然有许多条件，但国家制度设计之初的巨大的问题，还是葬送大隋的关键。
别说杨广昏君，就算杨广再强，爆发这样系统性的巨大危机后，也很难撑过去，况且杨广还是个很有野心的皇帝，他的野心加剧了这个危机，于是诸多问题堆在一起后，最终杨广亡国了，成了大昏君。
部曲和奴隶制度，其实正是壮大士族门阀，成就豪强世纪的根本。
可魏征等人却只看到了门阀豪强兼并成风，却没看到兼并其实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士族豪强们跟朝廷抢夺人口。
大量失地的人因为得不到法律的保护，沦为了贵族豪强们的附庸仆人，人身自由等都被地主豪强们控制，这才是最可怕的。
而在过去的制度下，入籍的百姓才能成为课户，再加上贵族官员等不课户的特权，结果就是天下人口众多，可朝廷真正能征税，能征役的百姓却是少之又少，国家的负担最后都落到了数量很少的百姓头上，他们承担了太重不该承担的负担，于是历史上，在初唐之后，无数的课户开始成为逃户，国家课丁数量进一步减少。
占据国家一半以上户口的百姓，全都成了隐户逃户，成了依附于地主豪强们的部曲、奴隶，国家既不能征他们的税，也不能课他们的役，甚至选他们为兵都不行了。
贵族官僚地主豪强阶级，侵吞了朝廷最关键的资源，于是中唐之时，大唐表面的光鲜之下，已经腐朽不堪，才会有安史之乱，大厦崩塌。
“诸公，不抑兼并不可怕，因为地主就算买再多田地，按两税法，他也要按亩纳地税，地越多，税越多，一分不能减免。虽为王公宰相，门阀士族亦要一体纳粮。再者，只要开征契税，那么土地流转，朝廷还能额外得一笔收入。”
“当然，最关键的一点，地主就算兼并再多田地，可总要人耕种的，只要推行主客法，那么地主的地也需要佃出去，而佃种的佃户们不再是他们的部曲，不再受人身控制，那么兼并再多田地的地主豪强，试问，除了田地要纳税，能多收粮多卖钱，他们还能再如以前一般威胁到朝廷吗？”
“不能！”
秦琅跟他们细致的分析起来，“我们颁行主客法，还可以用法律明文方式，制订佃租，禁止地主对佃户的过多盘剥掠夺，保证佃户们的利益。”
过去均田法下，本质上百姓其实就是朝廷公田的租户，也要交租。可地少人多，还有大量的逃户隐户不课户，结果就是课户们交了太重的租。
一部主客法，让佃户入籍为客户，提高其人身地位，摆脱人身控制，再以法律明文颁定佃租，保证佃户权益，则一切迎刃而解。
因此不抑兼并，只要配合主佃专法，那么实际上就不是在放纵地主豪强兼并，不是在欺压弱者的百姓，而是事实上的提高更多百姓的利益，保障他们切身的权益，也是朝廷增强对天下控制的强大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