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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二章 新境界
进入2055年，世界局势突然平静了下来。
随着《伦敦条约》全部缔约国在2055年1月31日前正式签署“第三阶段削减方案与监督规划书”，全面销毁核武器的第三阶段、也是最后一个阶段工作正式展开，世界局势得到极大缓解，就连一向鼓吹战争的几家美欧新闻媒体也相继表示，能够顺利实施第三阶段削减工作，将成为人类和平的头等大事。
当然，没人敢忽视和平表象下的暗流。
2055年1月15日，裴承毅就拿到了由袁晨皓提交的战争计划书。
因为离全体代表大会春节休会还有10来天，所以裴承毅没有急着找蔺慕勋，而是在详细阅读了这份不算详尽的战争计划之后，在1月21日找到了颜靖宇，向国家元首汇报了相关工作。5天之后的1月26日，也就是腊月二十九，裴承毅才给蔺慕勋打了电话，邀请军事委员会主席到副元首官邸商量要事。
从时间安排上就看得出来，裴承毅没有打算给蔺慕勋讨价还价的余地。
当然，对于军事委员会的主席，裴承毅还是得客气一点，所以让东方闻去安排了一顿还算丰盛的便饭。
与颜靖宇不同，裴承毅不喜欢搞花样。这也算得上是避嫌吧。
像往常一样，蔺慕勋没有迟到，也没有早到，在18点55分，也就是刚好提前5分钟到达副元首官邸。
两人相见，只一个眼神就明白了对方在想什么。
裴承毅的想法自然不用多说，按照约定，他将以介绍战争计划的方式，让蔺慕勋进入共和国的决策圈，从此确定蔺慕勋的政治地位。因为受保密条例限制，加上在元首府的烧烤晚宴上早已商定，所以裴承毅不会提供完善的战争计划，也不会让蔺慕勋带着任何文件离开副元首官邸。
对蔺慕勋来说，一份战争计划显然无法满足他的胃口。
事实上，一个多月前，颜靖宇在烧烤晚宴上提出将战争推迟几年，要求军事委员会给予全面支持的时候，蔺慕勋就对时局猜了个八九不离十。在他看来，真正希望推迟战争的不是颜靖宇，而是裴承毅。原因很简单，作为一个有野心、有抱负的国家领导人，颜靖宇至今没有任何值得夸耀的功绩，急需通过一场战争来名留青史。可以说，对颜靖宇这种纯真的政治家来说，因为不存在其他生活问题，比如从来不会缺钱用、走到哪里都有崇高地位、身边总是有一大帮人，所以其最大的野心，实际上就是名留青史，成为万事敬仰的领袖。在这一点上，纪佑国、赵润东与王元庆都做得非常出色，就连顾卫民都留下了惠及千万共和国公民的“青山绿水”，而颜靖宇执政7年，除了炒冷饭之外，没有任何可以让人记住的功绩，不能不说是个大问题。
从这个角度看，颜靖宇肯定希望像当年的王元庆那样，率领共和国取得一次大胜。
问题是，条件与时局都不成熟。
换个角度看，站在裴承毅的立场上，自然不存在这些问题了。
虽然按照共和国现行政治制度，加上颜靖宇正在大力推行的第二次政治改革，到2057年的时候，裴承毅不一定能够成为国家元首，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两年多之后，只要裴承毅愿意，几乎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成为国家最高领导人。在很多人看来，裴承毅不缺战功。甚至可以说，除了开国元勋之外，裴承毅是共和国历史上立下战功最多的领导人，辅佐3位国家元首，指挥共和国军队打赢了3场大规模局部战争。问题是，在下一场战争中，共和国需要一位像裴承毅这种富有军事经验的国家领导人。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正是颜靖宇不顾个人得失，在2052年与裴承毅搭档参选的根本原因。
能够成为国家副元首，足以证明裴承毅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领导人。
如此一来，在国家有需要的情况下，他肯定不会避让与推辞，会像在战场上那样，挑起最沉重的负担。
从这个角度出发，裴承毅有足够的理由说服颜靖宇。
当然，蔺慕勋不可能不知道裴承毅推迟战争的原因。
前面已经说过，作为三坚集团前任董事长，也是自蔺彦博之后的第二位董事长，蔺慕勋对共和国军事工业体系的了解程度甚至在裴承毅之上，由此，他对共和国国防力量建设的情况也了如指掌。
可以说，让裴承毅决定延迟引发战争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战争准备远未到位。
虽然从2049年开始，共和国就加大了国防建设投入，甚至一度将国防建设当成头号大事来做，但是作为一个正常的国家，特别是在法制较为健全的情况下，除非国家进入战争状态，不然中央政府不可能为所欲为。别看这几年间，国防开支年年攀升，军费在中央政府财政预算中的比重越来越大，可是真正用来采购武器的并不多，增长最快的是军人福利与基础军事设施建设。换句话说，在共和国的国防开支中，大约50%变着花样回到了社会上，如果算上用于军事科研的费用，那么国防开支中的65%都用在了与军事采购无关的方面，只有大约35%用来采购新式武器装备。当然，这个比例并不低，只是比起美国高达47%的采购费用来说，就算不了什么了。
当然，这种奇怪的军费结构，还得从实体经济说起。
前面已经提到，早在2042年之后，全球经济再次出现了生产过剩的问题。作为实业家的蔺慕勋，更加清楚经济问题在哪。归根结底，就是以共和国与美国为首的众多国家，参与了太多的地区性战争，非正常开支过多，导致消费市场萎靡不振。
拿共和国来说，根据共和国当局公布的数据，在2041年的时候，政府收入就占到了国民生产总值的47%，相当于拿走了一半的社会财富。虽然与21世纪初相比（当时共和国的政府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60%左右，国民工资性收入仅占30%多），40年代时，共和国已经建立起了世界上最健全的社会保障体制，政府收入中的大部分都以二次分配的方式，即以公共福利的方式返还给了纳税人，比如在2041年的财政开支中，公共养老、公共医疗、公共教育这“三公”预算就多达50万亿元，约占政府总开支的40%，如果算上用在科研、赈灾等方面的开支，公共支出占了大约55%。但是从经济学上讲，二次分配的意义远没有一次分配明显，必然会对经济发展造成影响。更重要的是，共和国是一个幅员超过1000万平方千米，人口10亿的超级大国，根本不可能像北欧国家那样，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福利社会。对共和国来说，加强市场体制才是强国的正途，因此政府必须降低对经济的影响，也就是减轻赋税，让民众能够获得更多的劳动成果，从而促进经济发展。
当经济出问题的时候，就很难通过行政手段解决了。
或者说，行政手段只能延迟经济危机的到来，而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