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喇佩康一连翻译了五份法国报纸的评论，无一例外，是一边倒的好评。
夏梦他们非常兴奋，既然所有报纸都说好，那可以肯定的说《冷》已经征服戛纳电影节，也征服了欧洲媒体。这次在戛纳不但可以顺利将电影版权卖出去，说不能还能拿到大奖。
许望秋没有那么乐观，法国是革命老区，对《冷》这种批判资本主义，深刻揭露资本家残酷剥削的电影，给予肯定是非常正常的；但英国和美国就不一定了。
事情确实如许望秋所料，欧洲大陆媒体以好评为主，而英国和美国媒体以差评为主。
意大利《新闻报》针对电影中冷这个意象进行了深入解读：“电影名为《冷》，这个冷具有双重含义。第一重，是生理上的冷。郑毅在遭遇灭门惨案后，他有了怕冷的怪癖，技术是夏天，他也总是穿着厚衣服，晚上睡觉的时候，他都和妻子分开睡，因为他要盖被子。第二重，是心理上的冷，是对社会、对现实的绝望。在电影的最后，郑毅终于明白这所有一切的悲剧，对是上层对下层的残酷压制，上层根本不把下层当人，而是看成种植的草，每隔十几年就会进行收割。制造出一个又一个人间惨剧的，是吃人的资本主义资本，这是体制问题。郑毅能够杀黄四郎，但他却无法对抗资本主义制度。所以，他杀了黄四郎之后，非但没有得道解脱，反而更加绝望了。在电影最后，郑毅对警察说，我冷。其实就是他内心绝望的反应。”
德国《南德意志报》对电影的色彩进行了深入分析：“许望秋前三部作品以强烈的个人风格，独特的视听语言震惊了世界。与之前的三部作品相比，《冷》在色彩与构图上更加风格化。红色是影片最具象征意义的色彩，画面间无处不在的红色布景、服饰与灯光，有着令人窒息的压迫感，无时无刻不在昭示着城市的罪恶、血腥与暴力；这种高度警示性、末世梦魇般的恐怖正是战争、欺诈、霸蛮动乱的时代写照，那些无所适从的时代失落者、渴望救赎自我却最终无法和解的抗争者，都显得可歌可泣。”
英国媒体抨击《冷》，主要是因为许望秋在电影说英国是幕后黑手，英国在残酷盘剥和压榨香江百姓；美国媒体则认为《冷》是在贬低资本主义，有鼓吹共产主义之嫌。
英国《泰晤士报》抨击道：“电影用大量的篇幅渲染了大资本家对中产阶级的盘剥，通过经济危机洗劫中产阶级的财富，将他们变成赤贫阶层，导致大量破产者自杀。在电影的最后，走投无路的郑毅杀死了，大地产商黄四郎一家。导演其实是在说，资本主义体制有问题，要想得救，必须革命，必须推翻资本主义。这是典型的社会主义宣传电影，整部电影虚实杂糅，叙述线索不明，节奏平板单一，表现出编导的思想混乱，以及掌控力的严重不逮。电影呈现的不是和解而是暴力，不是宽容而是仇恨。这样的电影既平庸，又令人反感。”
美国《华盛顿邮报》毫不客气地批评道：“一位导演有明确的政治立场，一部电影中有着对某些历史事件、某种社会机制的正负评价，这都司空见惯，也无可厚非。就像戈达尔极端激进的《中国姑娘》甚至《东风》这样高度政治化的电影，是以声画错位的布莱希特式的间离方式解构银幕认同幻觉、讨论政治斗争的可能性空间。贝托鲁奇的《1900》，涉及到共产主义、法茜斯主义、资本主义等重大的社会政治系统的历史进程，但影片的落脚点却是人在这些意识形态-历史过程中的抉择，归宿是人。一部电影，如果最终的落脚点，只是批判或者讴歌了某种意识形态、某种制度、某个社会机构、某类人，不管这种批判或者讴歌具有多种程度的正确性，这依然是一部宣传片。换一个方式表述，许望秋的立场虽然是非常激烈的左翼批判，但所持的表现方式却是最保守的宣传片美学。”
《纽约时报》毫不留情的给《冷》打了零分：“许望秋是一个意识形态强烈的导演，他的新作《冷》是一部带有明显宣传企图的电影。《冷》的内容很简单，香江大资本家利用经济危机，洗劫中层和底层的财富，一个心怀正义的好人郑毅被逼得走投无路，最终大开杀戒。郑毅杀死了香江大地产黄四郎一家，但他并没有获得救赎，他内心依然是绝望的。在电影的最后，他颤抖着说，我冷。就是因为他觉得这个世界是冰冷的，是冷漠的。
许望秋没有告诉我们，底层如何才能避免被残酷盘剥，郑毅们如何才能获救。联想到许望秋的身份，一个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员，答案就呼之欲出，只有革命，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改变世界，才能解放所有的穷人。
如果是在20年前，像《冷》这样的电影是有煽动性的，会受年轻人的追捧。但在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社会主义陷入困境的今天，《冷》这种贬低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唱赞歌的电影只能沦为笑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