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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花语来电话，问我们在哪里，要不要她过来。
我让她在办公室处理公务，告诉她从此以后，她主要的职责就是在办公室里坐镇，需要我签字的，整理在一起。不需要我签字的，由她直接决定处理。开会的通知直接打电话到我手机上，请吃饭喝酒的事，一律拒绝。
我打电话的神态显得沉静威严，钱有余他们在一边半声也不敢吭，仰着头，无限敬佩的看着我，这让我小小的虚荣了一下。
做男人的，都希望被别人仰望！
挂了电话，我问钱有余：“过年后开工没困难吧？”
“没有！”钱有余坚决地表态，样子像刚偷吃了一根玉米棒子的猴子。
“有困难要及时跟组织汇报。”我告诫他：“如果因为个人原因造成工程进展迟缓，必须问责！”
“我懂！”钱有余认真地说：“绝对不拖陈县长后腿。我现在算是看清楚了，陈县长你就是个大才，我能让你有后顾之忧？放心！”
有了钱有余这般的表态，我心里当然高兴。但我不能表露出来，这做官的人，要善于隐藏自己。没有一个干部会把自己袒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我叫上余味开车，我们要去老乡政府。
苏西镇建制从乡升格为镇，但办公的地方还是没动。新镇政府没建好，就得继续在老地方呆。乡变镇，什么都没变，只有挂在墙上的牌子变了。
老乡政府依旧如一艘飘摇在历史尘埃里的船，船帮依旧，船帆却不同了。
全镇干部都到齐了，我的眼光扫过去，未缺一人。这要感谢郭伟，没有他当初的强硬措施，干部们上班就像放满山坡的羊一样，散漫无边。
柳权当政时，全乡干部不知道什么叫上班。有事了，叫一声，聚在一起，端出来一坛子谷烧酒，就几粒花生米，横竖坐着。柳权说，大家听。没有表决，也没有异议，一窝蜂来开会，一窝蜂散会。
朱仕珍代理乡长时，乡里缺个书记，他一个人说了算。朱仕珍上台伊始，想大刀阔斧整顿工作纪律。开了几次会，没有效果。大家都知道他是个代理的，没有扶正，奈何不了人。刚好赶上柳权调离，很多人不解上头的意思，有情绪。因此对朱仕珍的整顿爱理不理，反正没有钱给你扣，难不成你朱仕珍还能把人开除了不成？
到了郭伟手里，情况就变了。郭伟这人心思慎密，知道乡里干部最看重的就是实惠。做乡干部的人，对前途基本无望，大多抱着混吃等死的心态。何况苏西乡的干部，一大半是半边户。
所谓半边户，就是老公或者老婆是吃国家粮的干部，另一半是农村户口，在家里种着几亩薄田的家庭。
苏西乡的干部以部队转业的多，科班出身的几乎没有，文化层次平均起来不到高中。
这些干部平时的工资低，又基本没有其他收入，有时候出去开会，连身拿得出手的好衣裳都没有，因此钱对他们来说，比普通人来得更渴望。
郭伟就是看准了这一点，所以他来苏西做书记，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有偿开会。
郭伟不像柳权、朱仕珍，他敢花钱。第一次开会，乡财政的账上没几个钱，老赵死活也不肯拿出来发开会补贴，郭伟大喝一声道：“要么你回家去养老，要么把钱拿出去发。”
其实财政老赵也没其他意思，他做了一辈子乡财政，守着可怜的几个钱，这些钱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拔走了萝卜，留下个坑他没办法填平。
而苏西乡的干部，每月都等着那几个钱拿回家去养家糊口，要是老赵发不出工资来，被他们生吞活剥的可能性都会有。
郭伟发了第一次钱，干部们尝到了甜头，以后每逢要开会，人人都跑得比兔子快。
可惜好景不长，开会发补贴后，郭伟就要求严肃上班纪律。干部们还是嘻嘻哈哈的，以为跟柳权朱仕珍一样，你能奈我何？
郭伟不动声色，每日安排人登记上班人数，搞了个签到的本子。到得月底，一发工资，很多人就傻眼了，大多数的人拿到手的工资不到一半，有几个不但没拿到一分钱，还倒欠。
这下就炸开了锅，都去找郭伟要个说法。
郭伟双手叉在腰间，轻飘飘道：“你们不上班，谁给你工资？”
干部你看我，我看你，找不出个理由，有人小声说：“过去就这样，也不见得少发一毛钱。”
郭伟道：“老黄历早就翻过去了。要是大家要翻，我奉陪到底。”
谁都知道郭伟是个有来历的干部，又年轻，自然不敢再啰嗦。只好到一边算计，算来算去，发现开会发的补贴刚好能补上扣罚的工资，心里顿时安慰了不少。
从那以后，苏西乡上班的纪律，成了建乡以来最好的时期。
我荣升副县长，兼着苏西镇书记，这事大家都知道。虽然县委组织部没派人来宣布，但小道消息往往比正道消息来得快，来得真实。
我咳嗽一声，宣布开会。
苏西乡升格为镇后，组织架构做了调整，补充了一些新干部。这些干部大都是原来各村的支部书记，趁着这股东风，改头换面成了正式的国家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