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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情况不错，我也不多想，下了车，又跟他们喝了几口，聊了几句。小姑娘在车上看到我一会儿的功夫就跟这些陌生藏民聊得像哥们一样，眼都睁大了。
我随意地问道：“你们是不是车坏了啊？”
那个说汉语的哥们说道：“也不瞒你，我们是来这拉木料的。白天不方便，所以晚上来。”
这半天没放半个屁的小姑娘这时候来了句：“噢，你们是在盗伐啊！”说完自己也感觉不对，缩进睡袋里没敢把头露出来。
这一句我感觉到空气都冻住了，泥麻这是什么白痴天才儿童啊，有的事你是明知道也不能说的，在这样的时候，更是打死也不能说。
我急忙圆场：“你懂个屁，什么叫盗伐？半夜砍了拉走才不堵车。你见过有偷东西的还这样跟我胡乱侃山的？不会说话你给我闭嘴！”
那藏民哼了声道：“我们砍的是自己种的树？我种了二十来年这也不让砍，怎么就叫盗伐了？”
我知道一些地方种树和砍树是两码事，也就是你承包了一片山要种树是可以的，那没人管你，但你要砍成材的树的时候，那就有人管你了，必须到林业申请伐木指标，这时候就会让人捏着你的脖子索要这要那的。看来这些藏民们也是遇上这样的事了。
藏族的房屋，需要很多的木料，以前上山砍了就行，全要大料，现在就算是砍自己种的也成麻烦事，对于那些需要大料盖房的藏民来说就是纠纷所在。为避免麻烦事或者手续不全，这盗伐就成了必然，没被逮到那当然没事，被逮到了，以藏民们彪悍的血性，以流血来结束是正常。如果我们被认为是来逮他们盗伐的，那事情就大条了。
只是泥嘛见过有带着这么个二逼女人出来逮人的吗？
我无语，因这二逼女人一句话，这必须把我们来历啥的说明白了，不然被人误会可是要出人命的。
我装作不在意地说了说去木里要找谁谁谁，又是为了社会主义民族文化传播那一套搬出来，说得一帮人一愣愣地，感觉我这太高大上了，说得比那中央一套的还好听。
当说到扎西，那说普通话的人问道：“是不是在丽江开店那个扎西？”
我当然要说是了，管他妈是说哪个扎西，反正是在丽江开店的，我顺便把扎西描述了下，藏人很多情形下长和都差不多，这一有了共同认识的人，情形又变了，刚才冷冻的空气又热切起来。
我问道：“你们怎么砍了木头停在这儿不运走呢？”
那能说普通话的藏民说道：“我们听说今晚前面有林业在查，就不敢往前走，停在这儿商量着怎么办呢。”这话一说出来就是默认了自己在盗伐的事实，但现在认为我是朋友了，自然不会隐藏。我看了眼那二逼，她也白了我一眼，意思是你瞧瞧，老娘没说错吧？
我没再理她，心里一动道：“要不这样，你们留个电话，我先前面走，一路帮你们看有没林业的在设卡查，反正他们不会堵我们，有的话你们就把车开其他地方停停，或者把木头先藏哪去，没有那自然是好事了。”我心里不会有损公肥私是社会主义的蛀虫这样的定义，对于我来说，能帮人的时候，顺手帮了就帮了，没什么大义私节在内里。
藏民听了很高兴，这是帮了他们大忙了。
这时那半天没放屁的二逼女人闷出了句恶心话：“这儿手机没网络！”
我们一下被噎得半死吊在半空，这女人真有种能把别人在快乐时噎死的特质。
有个藏民指着远处急切地说话，我望着那能说普通话的，他听了会高兴地道：“他说了，前面那座小山顶有网络，跑过去最多二十多分钟半小时。”
我松了口气，这噎死人的问题解决了。于是愉快地留了那个叫宗真嘉智——就是那个能说普通话的藏民——的电话，等他们把车慢慢挪到路边，我开着车奔木里而去。
他们也不担心我说了不帮他们办事——藏民们就是这样淳朴。
我开着车小心翼翼地前行，二逼姑娘现在总算是缓过来了，想必刚才一吓也把她吓得没了睡意，一路上又开始活泼跳动起来，我观察着路，有一搭没一搭的跟她说话。
开了一个多小时，算算大致走了三四十公里，我见到路上走有个林业检查站，弄了个栏杆在那支着也没拦路，三更半夜却没见人，我留了点心眼，开出去一段路，把车停下又走回来，悄悄潜伏在检查站不远处，又静等了半小时左右，见真没人，才松了口气，拿出电话打给宗真他们。
我在车上等着他们，一个多小时后我听到汽车的引擎声响起，一会就开到我边上停下，是宗真他们的货车。
他们下了车，我把烟散了圈，看天色已然泛白就说道：“这天要亮了，多余的话也不说，赶路要紧，别这一段都过了，下面又被人逮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