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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哲子今次归都，给京畿整体造成的轰动其实并没有太大，甚至都内绝大多数时人都还不知梁公已经归来。
一则是因为归都之后他便直入台苑，而后便一直加入到皇太后的丧礼进程中。二则也是因为都内乱后新定，百业亟待恢复，民众们对于这种迎来送往的闲事本身兴趣也不甚大，只需要知道梁公归国掌势，不会再有动荡频生那就是极好了。
这种状态其实也是沈哲子乐于接受的局面，他虽然久来便背负邀取众宠的指摘，而且也的确不乏这方面的举措，可是自此之后他的形象也要发生变化，将要成为一个真正的秩序创建者，而非此前的维护和挑战，所以反而希望自己人望不要太高。
活人崇拜是一种极为恶劣的情感表达方式，尤其对于普通人而言，更能极大程度混淆其是非、善恶并价值取舍这种基本的社会伦理观念，往往体现为一种不可理喻的癫狂。比如后世二战中犯下滔天罪恶的某国岛民。
作为一个秩序的创建者，沈哲子不愿将这种不可控的情愫作为社会管理的一种手段。不要说活人崇拜，甚至就连宗教，沈哲子都存有一份警惕。
国人在制度建设上向来早熟，战国时期便分头各自探索，直至秦国一统，于制度方面的探索可以说是臻于大成。就连后世许多政体，也仅仅只是建立在当时那种物质基础充足并符合意识形态的需求，但若说先进完善，未必就比秦法高明。
华夏国运虽然不乏断层，但却一直能存续继发，这与深厚强大的制度建设能力是分不开的，虽然各朝各代创制也有不同，其实也是一种易皮法骨，一脉相承。
对现在的沈哲子而言，人望已经不是他排在第一的需求，甚至某些时候还要视情况做出一些自损人望的举动。依靠人望普选上台的王莽，极短的时间内将天下玩得稀碎，应该是他这种穿越众深以为戒的案例。
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领袖，其意义所在并不在于努力满足所有人的愿景需求，而在于混沌当中坚持笃定的给时代指明一个前行方向，并且有效的调动集结整个社会的资源向此而行！而有时候这个方向真就未必能够符合普罗大众的期许。
随着沈哲子归都，江东其他州郡也都各遣使者归都奔丧，甚至包括被堵在宣城、进退两难的褚翜。褚翜是跟随江州使者返回建康的，其人归都也在台内引起了一轮不小的骚动，毕竟到目前为止，褚翜仍然是名义上的台省首辅。
不过褚翜归都之后稍作进拜，而后便归家闭门不出，并没有上演台臣们所预期的与沈氏的正面碰撞，也让一部分时人大感失望。
整个国丧期一直持续到了四月中旬，皇太后灵柩北入鸡笼山与肃祖并葬一处，这才算是告一段落。
当然，后续还有各种收尾的丧葬典礼，约莫一直要持续到年尾，但那都是定时定制，已经不需要整个中枢都围绕于此而运作。
皇太后归葬完毕后，沈哲子自然也不需要再长留台苑，入苑去将妻儿接出，兴男公主处丧避居乌衣坊公主府内，至于小儿阿秀早被急不可耐的沈充派人接回了沈公坊的家宅。
此前畿内动荡，沈氏族人泰半散出，不过随着局势有所逆转，又都次第聚回。而沈公坊家宅中除了沈氏本宗族人之外，也有大量的乡宗时流依附而来，随着国丧解除、父子归家，顷刻间便是门庭若市。
梁公久在江北，今次挟大势归都，入执台事已经定局，而沈家的嫡长幼孙阿秀也是第一次南来归宗，这两件事无论哪一件都是家门大喜。
所以一俟换下哀服，沈充便于府中大宴宾朋，并亲自将自家小孙子抱在怀里，直入拜望沈氏一众宗亲长者。这小儿倒也并不怯生，于沈充怀内咿咿呀呀、手舞足蹈，更是令得沈充开怀大笑，更觉人生达于至美。
沈充高兴的最直接表现，那就是撒钱，凡是看顾阿秀小儿的家人仆僮，俱都得到重赏。甚至有几位公主孕中便北上随侍的年长妇人们，更是直接得到了一整个偌大庄园产业的奖赏，丰厚到不能以钱财计量。
当然如此豪赏，除了沈充本身性格使然之外，还有一点就是沈氏家门策略的改变，那就是大规模的减持资产。如果说此前还是做前期的准备，那么随着沈哲子过江之后，马上便要对江东进行新一轮的整改，这便算是最后的铺平道路。
此前沈充诈以遇刺而逃离建康，虽有不得已的理由，但于乡情上也的确是多有亏欠。尤其都南吴人产业聚集的地方，更因被庾翼的历阳乱卒占据哄抢而受损良多。所以沈充归都以来，也多以补偿为名将沈家在京畿周边的产业拆分赠送给一些受损严重的乡宗旧好，以补偿他们各自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