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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经济也在迅速发展,手工业和技术非常先进。在十五世纪时,中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产棉区之一。由于在正德年间开始采用了越南的优良稻种,农田加辟,米产大增,尤其是广东一带。因为推广种植水稻,水田中大量养鱼,疟蚊大减,[5]岭南向来称为瘴疠的疟疾已不像过去那样可怕,所以两广的经济文化也开始迅速发展。
可是君主集权的绝对专制制度,再加上连续四个昏庸腐败的皇帝,将这富于文化教养而勤劳聪明的一亿人民、这举世无双的富强大国推入了痛苦的深渊。专制政治制度对国家、人民、社会的大害,在明朝末年表现得最明显。
张居正于万历十年逝世,二十岁的青年皇帝自己来执政了。皇帝追夺张居正的官爵,将他家产充公,家属充军,将他长子逼得自杀。
神宗是相当聪明的,而且喜欢读书。中国历史上的昏君大都有些小聪明,隋炀帝、宋徽宗、李后主,都是文采斐然。明神宗的聪明之上,所附加的不是文采,而是不可思议的懒惰,不可思议的贪婪。皇帝懒惰本来并不是太严重的毛病,他只须任用一两个能干的大臣,什么事情都交给他们去办就是了,多半政治只有更加上轨道些,中国历史上不乏“主昏于上,政清于下”的先例。然而神宗懒惰之外还加上要抓权,几十年中自己不办事,也绝对不让大臣办事。这在世界历史上固然空前,相信也必绝后。
做了皇帝,要什么有什么,神宗不喜爱女色,不任用外戚,不迷信宗教,不妄求长生;并不多所猜忌而残忍好杀;也不穷兵黩武,好大喜功;他并不异想天开,荒唐胡闹;并不大兴土木,构筑宫室,奢侈浪费;并不信用宦官,任由弄权。中国历代许多昏君的重大缺点,他倒没有。他所追求的只是对他最无用处的金钱。如果他不是皇帝,一定是个成功的商人,他性格中有一股不可抑制的贪性。他那些祖宗皇帝们有的阴狠毒辣,有的胡闹荒唐,但没一个是这样难以形容的贪婪。因此近代有一位历史学者推想,他这性格是出于母系的遗传。他母亲是个小农的女儿。[6]
皇帝贪钱,最方便有效的法子当然是加税。神宗所加的税不收入国库,而是收入自己的私人库房,称为“内库”。他加紧征收商税,那是本来有的,除了书籍与农具免税之外,一切商品交易都收税百分之三。他另外又发明了一种“矿税”。
大批没有受过教育、因残废而心理上多多少少不正常的太监,作为皇帝的私人征税代表,四面八方的出去收矿税。只要“矿税使”认为什么地方可以开矿,就要地产的所有人交矿税。这些太监无恶不作,随带大批流氓恶棍,到处敲诈勒索,乱指人家的祖宗坟墓、住宅、商店、作坊、田地,说地下有矿藏,要交矿税。[7]结果天下骚动,激起了数不尽的民变。这些御用征税的太监权力既大,自然就强横不法,往往擅杀和拷打文武官吏。有一个太监高淮奉旨去辽东征矿税、商税,搜括了士民的财物数十万两,逮捕了不肯缴税的秀才数十人,打死指挥,诬陷总兵官犯法。神宗很懒,什么奏章都不理会,但只要是和矿税有关的,御用税监呈报上来,他立刻批准。
搜括的规模之大实是骇人听闻。在万历初年张居正当国之时,全年岁入是白银四百万两左右,[8]皇宫的费用每年有定额一百二十万两,称为“金花银”,已几占岁入的三分之一。可是单在万历二十七年的五天之内,就搜括了矿税商税二百万两。这还是缴入皇帝内库的数目,太监和随从吞没的钱财,又比这数字大得多。据当时吏部尚书李戴的估计,缴入内库的只十分之一、太监克扣十分之二、随从瓜分十分之三、流氓棍徒乘机向良民勒索的是十分之四。
可和神宗的贪婪并驾齐驱的是他的懒惰。
鸦片烟这种麻醉品,对中国最大的危害,自明神宗开始。鸦片之毒破坏人的神经中枢与意志力,它首先破坏的,正是中国的神经中枢—皇帝的神经中枢。
在神宗二十八岁那年,大学士王家屏就上奏章说:一年之间,臣只见到天颜两次,偶然提出一些建议,也和别的官员的奏章一样,皇上完全不理。
这种情形越来越恶化,到万历四十二年,首辅叶向高奏称:六部尚书中,现在只剩下一部有尚书了,全国的巡抚、巡按御史、各府州县的知事已缺了一半以上。他的奏章写得十分激昂,说现在已经中外离心,京城里怨声载道,大祸已在眼前,皇上还自以为不见臣子是神明妙用,恐怕自古以来的圣帝明王都没有这样妙法吧。[9]神宗抽饱了鸦片,已经火气全无。这样的奏章,如果落在开国的太祖、成祖、末代的思宗手里,叶向高非杀头不可。但神宗只要有钱可括,给大臣讥讽几句、甚至骂上一顿,都无所谓。
万历年间的众大臣说得上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人上奏,说皇上这样搞法,势必民穷财尽,天下大乱;[10]有人说陛下是放了笼中的虎豹豺狼去吞食百姓;[11]有人说一旦百姓造反,陛下就算满屋子都是金银珠宝,又有谁来给你看守?[12]有的指责说,皇上欺骗百姓,不免类似桀纣昏君;[13]有的直指他任用肆无忌惮之人,去干没有天理王法之事;[14]有的责备他说话毫无信用。[15]臣子居然胆敢这样公然上奏痛骂皇帝,不是一两个不怕死的忠臣骂,而是大家都骂,那也是空前绝后、令人难以想像的事。然而言者谆谆,听者藐藐,神宗对这些批评全不理睬。正史上的记载,往往说“疏入,上怒,留中不报”。留中,就是不批覆。或许他懒得连罚人也不想罚了,因为罚人也总得下一道圣旨才行。但直到他死,拚命搜括的作风丝毫不改。同时为了对满清用兵,又一再增加田赋。皇帝搜括所得都存于私人库房(内库),政府的公家库房(外库)却总是不够钱,结果是内库太实,外库太虚。[16]
在这样穷凶极恶的压榨下,百姓的生活当然是痛苦达于极点。
神宗除了专心搜括之外,对其他政务始终是绝对的置之度外。万历四十三年十一月,御史翟凤翀的奏章中说:皇上不见廷臣,已有二十五年了。
二
就在这时候,满清开始崛起。万历四十五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发兵攻明,次年攻占辽东重镇抚顺。明兵大败,总兵官张承荫战死,万余兵将全军覆没。
四十七年,辽东经略杨镐率明军十八万,叶赫(满清的世仇)兵二万,朝鲜(中国的属国)兵二万,兵分四路,大举攻清。清兵八旗兵约六万人,集中兵力,专攻西路一军。西路军的总兵官杜松是明军的勇将,平时最喜欢做的事,就是脱去衣衫,将满身的累累刀枪瘢痕向人夸示。出兵之时,他脱去上身衣衫,在城中游街,百姓鼓掌喝采。
西路这一仗,称为“萨尔浒之役”,明军有火器钢炮,军火锐利得多。但杜松有勇无谋,他是统兵六万的兵团司令,却打了赤膊,露出全身伤疤,一马当先的冲锋。大概他是《三国演义》的读者,很羡慕“虎痴”许褚的勇猛。在〈许褚裸衣斗马超〉这回书中,描写许褚“卸了盔甲,浑身筋突,赤体提刀,翻身上马,来与马超决战。”果然威风得紧。但不知他记不记得许褚这场狠斗,结果是“操兵大乱,许褚背中两箭”?有趣的是,小说的评注者评道:“谁叫汝赤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