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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初时，江山初定，人才匮乏，大批的官职空悬而没有合适的官员。所以在当时，国子监生还是比较值钱的，往往出监后，给予出身，经过六部历事，很快就能出职任官，担任的职位一般也挺重要。这么一来，一群想当官的读书人，自然是趋之若骛。
当时国子监管理制度也挺严格。比如由监丞负责的绳愆厅，类似严鸿前世所知的教务处，但是其权限又远大于教务处。监丞有权对学生施以从竹蓖殴打直到充军发配的刑罚，最悲剧的监生，甚至会连脑袋都混丢掉。
不过即使如此，人们仍然纷纷争抢着进入国子监。因为这就是一条进入官场的快速通道，为了当官，挨几下屁股算什么！当时的国子监也确实是名副其实的大明第一学府，甚至连当时的外国人，都有不少人在国子监就学。
可是到了如今，国子监可就远没有当年的威风了。主要原因，是当下科举制度兴盛。相对来说，科举制度的入门门槛低，全国读书人都可以参加；而考核又相对公平，大家的卷子一起封了姓名等待筛选。这种统一化的人才选拔方式，不管八股本身如何被后世诟病，至少算是为封建社会的人才跨阶层流动提供了一条相对合理的道路。
因此，随着科举的不断发展，大批官员都是由科举产生。所谓非进士不得选翰林，非翰林不得入内阁这样的潜规则，也开始盛行起来。国子监的监生，一般来说也要参加科举才能得官。当然，也有的监生靠着特殊背景，得到直接授官。比如严鸿的便宜老爹严世蕃就是这种。但终究来说，是凤毛麟角，少的可怜。
此消彼长之下，这国子监生的身份也渐渐便被人的看的轻了。当然，能进国子监本身也还是身份的象征，但这顶多算个锦上添花的加分项。真正能在朝廷上谋得多大的位置，归根结底还是看科举成绩。
等到后来朝廷需要钱粮时，又开了例监。只要输捐报效，献钱献粮献马，都可能得一个国子监生的身份。这样一来，国子监生的身份也就越发的浮滥。随着越来越值“钱”，也就也来越不“值钱”了。大批家中有钱的纨绔子弟，靠银钱买个监生头衔，已经成了常态。这让那一班靠真本事应上的科举读书人，如何瞧得起这些花钱买来的招牌？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就算有一二人想要整顿学风，再造国子监的辉煌岁月，也是心有而力不足。如今的国子监，惩罚坏学生，整肃校规校纪的绳愆厅，早已经成了摆设。正经有才学的读书人，多半都是入各地的县、州、府学入学，等着考举人，考进士。那些基层学府虽然设施不如国子监，但学风没准还好些，而且本乡本土生活成本还便宜。
剩下待在国子监里的，多数要么就是家里有钱的公子哥，要么就是如严鸿这样的高官之后，蒙荫入学，还有的就是那些世受皇恩的武功勋贵，老爹死了，嫡长子等着袭爵，按照朝廷制度，也需要先到国子监混个出身，才能按律袭爵，也是走过场的事情。
至于外国留学生，彻底就别想了，没有哪个白痴的外国人会还在这时候在国子监混。原本作为学风维护者的监丞（相当于训导长），那还能能管的了谁？都是些富二代官二代，乐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别闹太过分，大家混个度ri而已。
像冯孝先那种勤学苦读的吊丝，在国子监里都已经属于奇葩中的奇葩，比大熊猫都珍贵。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高拱会不惜拉下架子，去锦衣卫为他求情托人了。
严鸿对国子监的了解，当然没有这么具体。所以当步入大门后，还是多少怀了一点敬畏之心的。按说国子监的学生，都需要到礼部办理录名手续。只是严鸿这个恩荫监生，背后树大根深，却是早有人蘀他办好了手续，倒不用他自己亲力亲为。
入监之后，按规矩拜见祭酒、司业也就是正副校长。进得官署，抬眼看时，正中坐的祭酒，正是那据传对他不太满意的高拱。而边上坐着的司业，却也是熟人，便是那又帅又有派头的张居正。
这一下，严鸿真是又惊又喜。惊的是，想不到自个入国子监，竟然同时和这两大牛人建立了师生关系，却不知自个这两下子，在两个牛人看来，是何等可笑可鄙。喜的是，毕竟他多少对未来历史有个模糊的认识，那天在欧阳夫人大笀上，张居正好像和严府关系还不错。他在国子监，本来对高拱心头是有点忐忑，但如今加个张居正，说不定可以冲淡一点点压抑的气氛。
当下，严鸿跪倒在地，恭恭敬敬地磕头拜师。给这俩大牛人磕头，那是千值万值啊。
磕过头之后，从道理上讲，严鸿就已经算做高、张二人的学生了。虽然他们这种关系，与明朝传统意义上的恩师、座主、房师与门徒学生的关系，还略有些不同，没那么紧密。但总也算是彼此之间形成了某种政治联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