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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说他是个文盲，甚至于被曾国藩们视为贱民的烧窑工，太平天国的东王杨秀清在他的《奉天讨胡檄》书中，曾痛心疾首地提醒着世人，“夫中国有中国之形象，今满洲悉令削发，拖一长尾于后，是使中国之人，变为禽兽也。中国有中国之衣冠，今满洲另置顶戴，胡衣猴冠，坏先代之服冕，是使中国之人忘其根本也。”，“凡有起义兴复中国者，夷其九族，是欲绝中国英雄之谋也。”
这番话当然不是会杨秀清自己写出来的，但是他作为一个农民的领袖，毕竟还是看到了这一点。至少，他说着或是听着这番话的时候，感觉一定极其入耳，不然也不会写到檄文里。
曾国藩呢？曾国藩是“大儒”，认识的字兴许比杨秀清吃的盐还多，可是他似乎却早忘了这一点。而且和这些企图恢复汉家河山的“暴民”、“长毛”们势如水火，把蹂躏和践踏祖宗道德的野蛮人，当成了自己的亲人。如果说当世的千百万下层百姓由于没有文化，愚昧和无知到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把长袍马褂、粗大的辫子当做了那就是祖宗遗留下的产物还有情可原的话，对曾国藩之流在此时的表现，却叫人只有悲哀了。
曾国藩他真能忘了这一切吗？当然不会，他看的书不可能就着饭吃到了肚子里头去。甚至可能还会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地知道儒学的变迁史。
中国的儒学由前秦诸子百家的百家争鸣、气象万千，到汉唐时期尽管弄假成真，而依旧不失浩然之气的儒家一统。尽管当年的汉武帝独尊儒术原本是“假”，适应帝国统一的需要才是真。他罢黜了百家，使儒学失去了竞争。所以久而久之，便弄假成真了，儒学演变成了唯一的真理。
到了所谓的宋明理学，却是把真的弄成了假的。在这个时期，儒学彻底走向了阴柔一路。因此，在宋儒的眼里，从前的汉儒统统都是伪儒，朱熹甚至在他的《四书集注》中，引了程颐说程颢的话，发出一声慨叹，“千载无真儒”！他不仅把汉儒都赶出了儒家的门外，就连弄假成真的儒祖们也都被他一起扫地出了门。如此一来，宋明犬儒们自然就可以大唱其歪理邪说了。什么“存天理、灭人欲”，“闭关处守而又独立尊大哲学”，这一切都是南宋势力衰弱时代的理学先哲们提倡出来的产物。
曾国藩刚好就是继承了宋明犬儒衣钵的人。他口口声声，“治生不求富，读书不求官，修德不求报，为文不求传。”，以此来谆谆教诲徒子徒孙们，借以展现自己形象之光辉。可背后他做到了哪一点？他若真是“读书不求官”，也就不会在当上二品大员的时候，写出踌躇万千，又洋洋自得的“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的家书了。至于什么皇帝大丧期间阵前纳妾，为丁点儿小事恨不能把你记上一辈子，即便你就是他的救命恩人，也照样不予理睬你等等，更是数都数不过来了。万幸的是历史发展到现在，后面的坏事他还都没来得及干。可见，他不过是个伪儒、假道学而已。喜欢唱唱高调儿，糊弄糊弄无知者罢了。
现在，当曾国藩浩浩荡荡地率领大军进入株州城的时候，脸上丝毫也看不出他内心里的忧虑。临进城前，虽然已经是傍晚，他还是刻意整理了一下身上新做的马蹄袖官袍，正了正头上二品的顶带花翎。还冲着身边的几个侍卫们眯起眼笑着，告戒着他们，“衣冠不仅是一个国家的骄傲，也是一个人内心的体现，帽不正，服饰肮脏的人，心术一定好不到哪里去。这都是祖宗留下的至圣之言，切不可忽视。”他就是这样，有事儿没事儿的总要以先哲的身份，处处诱导诱导身边儿的人，哪怕是个很微小的事情。
在由株州县衙临时改成的大帅府里，他手捻胡须，静静听着株州知县关于曾国荃、刘蓉等人出兵湘潭的禀报。听着听着，他的屁股下如同有了块儿针毡似的，渐渐坐不住了。清晨老九他们就去了湘潭，怎么至今却没有任何消息向回传递？想来一定是打的有些手顺了？这个老九，就是喜欢贪功，这样下去，早晚要吃大亏的。这样一想，他心里倒又踏实了许多，赶紧吩咐塔齐布等各营将领，一面派出快马向湘潭方向哨探，一面注意布置好城防。
最后，他瞅瞅还在那里躬身站立的株州知县，“株州离长沙、湘潭近在咫尺，又恰逢长毛猖獗。为何夜幕降临了，城门还在大开，一点儿危机感都没有。倘若长毛乘虚而至，岂不是帮了他们的大忙？”邹寿璋
株州知县糊涂了。这个曾国藩可真有意思，城门大开是为了迎接你们湘军的，还特意把自己的县衙也让了出来，叫他住的更舒适些。怎么照他这么一说，本人倒有了有意助匪的嫌疑了。再说，您曾大人就算是个二品大员，节制两湖督抚。圣上给你的权限也只是兴办团练剿匪，你可没有权力管辖本人这个地方知县大人。他轻轻咳了一声，恭敬地回答到，“大人息怒，都是下官一时的疏忽，不过......”